表1-上：洋务运动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表1-下：洋务运动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中评社╱题：清代浙江与台湾的政治文化互动与影响 作者：陈玲（舟山），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浙江海洋大学港台侨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大陆与台湾的交往，从史料记载看，始于三国时期；从考古角度看，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本文从赴台的浙籍官员和文人的角度切入，着眼于郑氏归顺清廷后（1683-1895）的浙台交往。浙江对台湾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浙籍人士对台湾的发展尤其是台湾进入近代化有着一定贡献，浙籍官员不仅参与了台湾的治理，推动了台湾社会的稳定向前，而且促进了两地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技术经验等多方面的融合交流。台湾得到了包括浙江在内的祖国大陆的关怀和爱护，台湾人民受到了祖国大陆人民的关照和支持，清统治者真实负起过开发和治理台湾的责任。
浙江与台湾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三国时期的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等人从浙江台州的章安港出发远航台湾（古称夷州），这是史料中大陆官员到达台湾的最早记录。隋朝时，隋炀帝几次令人经浙江舟山群岛海域征伐流求（今台湾或琉球一带）。〔1〕作为系列研究的一个部分，本文着眼于1683-1895年即清廷收复台湾至被日本侵占的212年中的浙台交往，重点关注浙江对台湾的支援。
首先，大量浙籍官员赴台开发和治理，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其次，浙籍文官和寓台文人在台留下大量诗文、府志等，繁荣了台湾文学，浓郁了文化氛围。不少史料如《清史纪事本末》、《清续文献通考》、《东华录》记载了台湾和浙江在政治管理和军事海防上的交流协作；《台湾府志》、《重修台湾府志》、《清史稿》列传记录了浙台交往翔实丰富的细节；《台湾文化概论》、《台湾文学史》提供了浙江人在台湾的思想文化活动的史实。浙台交往展现了政府重视对台湾的治理，台湾始终受到祖国大陆的关怀与爱护。
一、清廷对台治理与浙台两地官员交流
派遣官员，稳定社会秩序，对台湾进行积极的开发和治理，是清廷收复台湾后的首要措施。清廷重视台湾，从派驻的浙籍官员出身中一览无余，几乎都是监生、贡生、举人或进士；清廷重视台湾，因此台湾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为台湾镇总兵，与浙江定海镇总兵、广东南澳镇总兵一样位列全国“最要缺”总兵行列。
当时的台湾相较于浙江，条件艰困很多，因此朝廷对派驻台湾的官员实施奖励升迁制度，以鼓励更多的官员赴任。康熙三十年（1691）颁令“台湾各官自道员以下，教职以上，俱照广西南宁等府之例，将品级相当现任官员内拣选调补，三年俸满即升，如无品级相当堪调之员，仍归部选，着为令”。〔2〕雍正七年（1729）又规定台湾各级官员任满2年半即内调，政绩优着者准加级，称职者准加一级，以示鼓励。乾隆八年，奉旨增加（薪）养廉。〔3〕
1683-1895年间，浙江籍人士担任过台湾巡台御史、道员、知府、知县等主印文官的共132人次。〔4〕其中康熙年间3人次，雍正年间6人次、乾隆年间45人次，嘉庆年间9人次，道光、咸丰、同治年间22人次，光绪元年至建省前22人次，建省后25人次。〔5〕主印文官之外，还有同知、通判、县丞、典史等负责辅佐主印文官的佐贰文官。这些浙籍官员来自浙江省20多个县区。康熙年间台湾的行政区划为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台湾县、凤山县和诸罗县，后来演变为一府四县二厅、一府四县三厅、二府八县四厅、三府一直隶州十一县三厅。行政区划的改变影响着官员的编制情况。
另一份资料显示：1683-1895年间，清代赴台文职官员1700人、武职2000人以上，其中浙江籍文职官员247人、武职80人，共327人，其中各方志收有传记者（包括流寓）40人。〔6〕在80位浙籍赴台武职官员中，超过四分之三的集中于康熙乾隆年间，247位浙籍赴台文职官员中的一半左右集中于康熙乾隆年间。但这份资料上的文职官员缺失了部分主印文官。
浙江人去台湾任职，台湾人则来浙江任职，浙台官员的交流是浙台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台湾嘉义人王得禄，自1808年任福建提督，1820年任浙江提督；1868年宜兰进士杨士芳官派浙江知县；1871年凤山县进士张维垣任浙江遂昌知县……这种地方官回避本籍制度，对各省市人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交往有重大意义，也是促进不同族群团结友爱、相互融合的一种有效方式。
（一）坚守原则爱民如子的浙籍官员
浙籍官员在任期内，为台湾或制定规章，或整顿吏治，或着力教化，或引导生产，是带领台湾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俞兆岳（1672-1738），浙江海宁人，康熙五十三年任台湾县知县。他严格要求自己，上任初期就给自己立下三规矩，让民众见证了他的决心和信仰。“甫下车，立三誓于城隍庙。三誓者，勿贪财，勿畏势，勿徇人情也。实心实证，始终不渝。每巡行村落，问民疾苦，如家人父子。”〔7〕
方邦基（？-1750），浙江仁和人，雍正十三年任凤山县知县。他体恤民情，贴心为民做主，“请减重赋，免浮粮，民番感之。有贫不能娶者，妻母欲令其女改适，讼于县，为择吉捐资，相其夫，往迎之。遂得完娶。”他坚定维护社会安定，保卫民众利益，“有习水积匪，常入海窃断商船椗索，痛惩之。获惯匪，下狱禁锢，民得安枕”。他严于律己，“收放粮饷，分毫不染”。〔8〕
钱琦（1709－1790），浙江仁和人。乾隆十六年（1751）调任巡台御史。处理过台湾岛内原住民间的矛盾。当时对当地居民称呼有两种：住在山中的叫“生番”或“野番”；住在平地的叫“熟番”或“土番”。按照旧例，生番杀人，“地有官处分，比熟番加重”。彰化生番杀内凹庄兵民二十九人，钱琦根据实情上奏，而当时的总督上奏的情况和钱琦所述不同，清廷责其复奏。有人权劝钱琦将奏章修改一下，钱琦执意按照实情上奏。钱琦在面对与自己施政观念不同的台湾风俗时，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此外，钱氏的诗作“蜚声艺苑，传播东瀛”〔9〕，其中《泛海歌》最为著名，全诗八十八句，也是康乾时期浙人描写台湾最长的诗作之一。
程起鹗，浙江山阴人，光绪十二年任台湾知府。任知府期间，社会动荡，官民嫌隙易生，程起鹗擒治罪恶者，赦免疑者，同时部分百姓认为官员丈量田地不公，于是程允许百姓比照嘉义的沙田，分三等改正，于是人心始安。光绪十六年大暴雨，民众受灾严重，他就给百姓免除租税，其他比如拨租田、充实书院膏火、抽洋乐捐、助育婴堂经费等，见诸多善政，百姓都歌颂之。〔10〕过世时，百姓们纷纷要求巡抚建祠祭祀他。
张湄，浙江钱塘人，巡台御史。在台二年余政绩卓著，民生方面平抑米价严查冒籍，教育方面改革考试设立考棚，颇重文教。此外，他着有吟咏风物之作《瀛壖百咏》和《台湾杂感》等诗，真实记录了台湾风物之异和当时风俗。
（二）为稳定社会秩序、保护民众福祉而牺牲的浙籍官员
清代统治台湾的212年间，台湾社会发生过多起民变事件，其中四次民变事件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强，后果严重。同时，大陆的汉人大量移居台湾，1735-1782年间，汉族移居台湾几乎以每年一万人的速率在增加，尤其是移民台湾的政策在1788年全面放开后，1811年在台的汉人迅速增加到194万人。庞大的移民群体给台湾社会增加很大的管理压力，幷衍生诸多社会事端。〔11〕
1787年林爽文率众发生民变。在这起事件中，多位浙籍官员牺牲。孙景燧，浙江海盐人，乾隆四十九年任台湾知府。“素有政声，为民颂祝。11月，彰化林爽文带领民变，台彭道勇委景燧领兵来彰剿捕。贼素闻景燧得民心，拥景燧至演武厅，不即加害，尊礼求降。景燧怒骂唾之。斥以大义，声色俱厉，贼知义不可屈，杀之。”〔12〕除了孙景燧的战而不屈、宁死不降，在这起民变事件中遇难的还有：杨绍裘，浙江余姚人，海防同知；俞峻，浙江临安人，彰化知县；冯启宗，浙江山阴人，鹿仔港巡检兼彰化县典史；王隽，浙江仁和人，任北路理番同知；陈圣传，浙江山阴人，罗汉门县丞……〔13〕这起民变事件范围波及非常广，闽浙总督常青也带领手下参与了围剿。
除了民变事件，浙籍官员在维护台湾社会稳定与安全上的其他事件也不少。如史谦，浙江山阴人，因公殉职；如秋曰觐，浙江山阴人，与贼作战遇害……浙籍官员用信仰和生命，保障着台湾社会的安定，也保卫着人民的幸福生活。
（三）非浙籍但与浙江有渊源的武将
早期在收复台湾的战斗中，涌现过一批曾在浙江任职的官员，他们与浙江有深厚渊源，将浙江经验带入了收复台湾、治理台湾中。
李之芳（1622—1694），山东人，曾任浙江金华府推官，康熙年间，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总督浙江军务。在浙江平叛后目睹了因战乱而导致的民不聊生，先后四次上书请求减免浙江赋税。1682年，升任了兵部尚书后的他积极向康熙皇帝提供了攻打台湾的建议。1683年5月，李之芳命施琅攻台湾，幷成功收复。
蓝理（1648—1719），福建漳浦人,主要功业在浙江平定叛乱、收复台湾等。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征伐台湾，蓝理为前锋。这场战争打得相当惨烈。康熙皇帝赏识其英勇，命蓝理为浙江督军，幷誉他为“平台首功”。现今在浙江定海的西大街，他任定海总兵时的“蓝府”是一处知名的人文景点。
蓝廷珍（1663－1730），如果说蓝理身上展现的对台交往是以“收台”为主，那么其侄孙蓝廷珍这代人除了“收台”更有“治台”。他任过浙江定海营把总，战功卓著。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民变爆发，蓝廷珍上书自荐，与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出师台湾。七日内即收复台湾府治，半月内平定全台。〔14〕此后，蓝廷珍留守台湾，接替施世骠署理提督职务。1722年，担任台湾总兵官。他对台湾百姓施以教化，鼓励开垦，推行保甲、团练制，使清廷对台之策大为改观，为台湾的开发建设及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5〕
二、浙籍文官和寓台文人促进了台湾的文化艺术发展
清代初期，台湾社会文风不盛，武风颇盛。但到了晚清，则是文风颇盛，武风落后。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日渐增多。清廷在台湾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中，给予了台湾青年更多秀才名额、举人和进士的保障名额，给予更多上进的机会，也是激励台湾百姓心向朝廷幷把社会推向文明的有效举措。到1895年，全台约有2500名秀才和120名左右的举人。
（二）不少文职官员著书修志。浙籍文官留下作品的不少，如巡台御史范咸，浙江仁和人，1745年任职，与人合纂《重修台湾府志》等；如余文仪，浙江诸暨人，乾隆二十九年任台湾道员，博学能诗，续修《台湾府志》26卷，着有《嘉树堂集》。
浙籍官员的作品展现了同属一家的亲近感。以范咸版本的《重修台湾府志》为例，其序言中就有台湾“俗易风移，骎骎乎有中土之习；大化涵濡，于是为深且厚矣……政理既已浃和，爰取旧志而重修之，勒成若干卷，属序于余”〔16〕。
（三）盛行文学之风。文学上具有代表性的浙籍寓台文人首推“海东文献初祖”沈光文（1612-1688）。沈光文，浙江鄞县人，1662年漂流至台湾。在沈光文赴台前，很多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先民多半从事垦荒、经贸活动，普遍缺少文化素养，一直到清廷收复台湾后，大量来台的文人们在文学上的创作，才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也为后来的台湾本土文化的养成奠定了基础。他们对台湾文化具有开创之功。〔17〕
学者对沈光文有高度的赞誉。比如“台湾文学史应该从沈光文起笔”〔18〕，“是台湾移民文学、乡愁文学、遗民文学、隐逸文学、乡土文学、民俗文学的首倡者，台湾的诗学、赋学、古文，也都始于沈光文”。〔19〕寓台近三十年，沈光文在寥落的台湾文坛中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1685年，沈光文创立台湾第一个诗社“东吟社”，该社是共抒理想和抱负的一群人想要延续传统文化命脉。该社也被视为台湾古典文学的重要起点兼里程碑。〔20〕
查元鼎，浙江海宁人，约道光年间渡海来台。是竹堑（又称淡水厅城、新竹县城）有名的诗人。王石鹏指出查元鼎所作的《草草草堂吟草》的内容与台地相关；读之可以藉知往事，裨益征文考献；诗作灵妙富赡的艺术表现，识者自能见之，无需多言。〔21〕
郁永河，浙江仁和人，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游台湾9个月后作了《裨海纪游》（又名《采硫日记》），内容包括了台湾的风俗习惯、地理风貌等，为大陆瞭解台湾打开了一扇窗。
表1-上：洋务运动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表1-下：洋务运动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三、浙江官员配合台湾巡抚刘铭传带领台湾进入近代化
洋务运动进行于同治和光绪年间，持续30年，而台湾的洋务运动稍迟于中国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细珠教授认为，台湾的近代化始于洋务运动，同治十三年（1874），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开其端，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集大成，他们在台湾的一系列自强新政举措，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22〕晚清时期，台湾和祖国大陆一样遭受列强侵略被迫开放口岸，为加强台湾的海防，1885年朝廷将台湾改建行省，刘铭传也成为第一位台湾省巡抚。
诸多浙江官员也为洋务运动在台湾的进行贡献了力量，包括创办近代工矿企业、修建新式交通设施、加强近代海防建设、兴办新式教育事业等方面。洋务运动在台湾进行期间，知县及以上的浙江官员有：光绪元年至建省前的22人次，台湾建省后的25人次；刘铭传之后的台湾巡抚沈应奎是浙江平湖人、邵友濂是浙江余姚人。具体如表所示。
期间，刘铭传奏请朝廷修建铁路，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开始修筑第一条铁路，从基隆经过台北到新竹，全长106.7公里，于1893年竣工；刘铭传在台湾建立海军购买西方先进武器；在台北设立西学堂，聘请外教教授科学技术知识和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西方高科技设立工厂企业，开始了民族工业在台湾的起步……如李细珠教授得出的结论：台湾的洋务运动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用史料批驳了台湾学者的“综观整个满清历史时期，统治者幷未负起开发台湾的责任”。〔24〕
何竟山，浙江山阴人，1875年游宦赴台。在台期间写的《台阳杂咏》提到了洋务运动:年来事事法兰西，更仿洋操立练营。电线已看传信速，火轮尚待置车成。格林炮购新时样，来复枪嗤旧日名。城社凭依狐鼠狡，无端民教起纷争。〔25〕诗中提到架电线、更新交通设施、操练新式部队、装备新式武器等。另一首：为探煤穴入林深，买到钢钻已万金。凿井真教施鬼斧，医贫争幸得神针。经营欲启千年利，窥伺能防万里心？更有磺油堪采取，山中生计待搜寻。〔26〕诗人在注释中表示，煤矿地形复杂，凿山用的器械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计值二万余金”〔27〕，幷且开矿也是重金聘请洋人指导。
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在大陆帮助下热火朝天地开展着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探索的重要一步，台湾与祖国大陆在一起前进，此时的浙台关系，已经由“相知相识”变为“共进退”了。洋务运动，也是浙台两地友好交流与往来的例证。
四、浙江港口经济和浙商对台湾的支援
根据《台湾府志》记载，清朝时台湾岛内的经贸已较为发达，台南、鹿港、艋舺是当时三个最繁华的商贸中心。而大量汉人移居台湾加速了岛内贸易的继续发展。
那么岛外尤其是两岸贸易如何进行呢？十八世纪初,闽粤民众大量移台拓垦,虽使得台湾西部地方迅速开发,但是毕竟受限于初期农业经济的规模和气候,很难生产自身所需的一般产品,除了生活用品,不少修船器材等生产用具也需要到福州采买;另一方面,台湾所盛产的米糖又为大陆所需。因此,两岸逐渐形成一方供应农产品一方供应一般用品的区域分工。
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政府为防止走私以及加强管理，开辟了两岸对渡航线，从福建厦门经过澎湖到达台南的鹿耳门。依托这一航线，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圈迅速扩及到浙江宁波—舟山港〔28〕、上海及其他东部沿海城市。如李细珠认为：“东部沿海数省既是台湾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又是岛内所需各种货物的采购基地，台海两岸经济上互通有无，自然融入一个休戚与共的经贸圈内。”〔29〕许多商人坐着海船至不同的地区载不同的货物,比如至浙江内地载绫罗、绵绸、绒线等,至宁波则载棉花、草席等。
当时鹿耳门港是唯一的合法口岸,自台湾航赴对岸贸易船艘皆须取道鹿耳门,故台南商业繁盛，雍正年间即发展幷形成大的行郊组织,即著名的“台南三郊(北郊、南郊与港郊)”。郊,指各个港口的进出口商人所组成的同业公会，由数十个乃至上百个商号组成，业务包括采办和分销等。北郊专营台湾至厦门以北各港口的贸易，其中浙江宁波—舟山港是重要的集散地。道光、咸丰年间，台湾又出现不少新的郊行，例如台北的艋舺也出现了北郊，经营台湾与福州及其以北地区包括宁波等地的贸易。〔30〕1784年，清廷加开了彰化的鹿港，1792年加开淡水的八里坌港，1826年再加开彰化的海丰港及宜兰的乌石港。
更多港口加入，更多与浙江宁波-舟山港的对接，以及在浙江籍官员的有效治理下，台湾与大陆迅速融合发展。
此外，浙江对台输出的不仅是文职、武职官员，不仅是富有才情的文人墨客，也不仅仅是宁波-舟山港的港口贸易资源，更有浙商和浙江资金在台湾的注入。以大稻埕商埠的新建为例。巡抚刘铭传利用大稻埕在淡水河边的交通便利设置商埠，动员富商们出资建立了交易市场。又邀江、浙商人共集资五万两，盖起了石坊、西门、街道，作为商贾民居，幷修建马路行马车，掘井汲水作自来水，将大稻埕变成了具有近代化的新兴商业城市，吸引了大批外商〔31〕。
1868-1894年间，台湾外贸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远高于3.4%的全国贸易总值，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结语
浙籍官员和文人，以及与浙江有渊源的人士，带着丰富的经验、技术进入台湾，在台湾推行积极的经济开发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减免各种税赋，加强贸易，建设海防等。研究1683-1895年间的浙台交往，剖析浙籍官员和文人的在台举措和诗作，可以看到他们为稳定台湾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效。同时，他们配合洋务运动进入台湾，为台湾的近代化做出贡献。
浙台两地的交往，也深刻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依恋。驱海盗、改吏治、平物价、兴文教、办洋务，台湾的安定和发展，少不了以浙江为代表的大陆人民的帮助。浙台两地活跃的民间交往，在频繁且多层面的交流过程中促进了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发展与文化浙江研究中心”自设课题《浙台文化关系与台湾近代化研究（1683-1945）》（编号2023JDZS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陈玲、周权：《舟台交流的历史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77页。经舟山渡海击流求，可以视为舟山群岛与台湾最早的联结。
〔2〕连横：《台湾通史》上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2页。
〔3〕连横：《台湾通史》上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2-113页。
〔4〕这里使用“人次”，是因为统计中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段做不同的官职。
〔5〕根据范咸《重修台湾府志》第252—311页、周玺《彰化县志》第327—329页、刘宁颜编《重修台湾省通志》第29—257页整理。
〔6〕李容福：《清代游宦台湾之浙江人士》，《台湾文献》23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57页。
〔7〕俞兆岳传，乾隆二十五年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光绪二十年薛绍元《台湾通志》。
〔8〕方邦基传，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薛绍元《台湾通志》。
〔9〕连横：《台湾诗乘》，卷三，台湾：台湾大通书局印行，1987年版。
〔10〕程起鹗传，薛绍元纂清光绪二十年《台湾通志》列传，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11〕戚嘉林：《台湾史》，海南：海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125-126页。
〔12〕清道光十二年周玺纂《 彰化县志 》。
〔13〕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20页。
〔14〕庆桂：《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二年》，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高宇：《馆藏“蓝廷珍”铭澄泥砚研究》，福建：《福建文博》，2021年3月，第45-49页。
〔16〕〔30〕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版。
〔17〕《海东文献初祖沈光文》，台北：秀威咨询科技，2006年版，第170页。
〔18〕黄得时：《台湾文学史·导论》。
〔19〕龚显宗《台湾文学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8年，12月版，第73页。
〔20〕《海东文献初祖沈光文》，台北：秀威咨询科技，2006年版。第175页。
〔21〕黄美娥：《清代竹堑地区流寓文人查元鼎及其诗作》，《竹堑文献杂志》2001年第1期，第6-31页。
〔22〕李细珠：《略论清朝开发台湾的经贸政策》，北京：《台湾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6页。
〔23〕根据刘宁颜编：《重修台湾省通志》第29—257页整理。
〔24〕陈芳明： 《台湾研究与后殖民史观》，台北：《历史月刊》，1996年第105期。
〔25〕〔26〕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 上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27〕连横：《台湾诗乘》，卷五，台湾：台湾大通书局印行，1987年版。
〔28〕康熙二十六年（1687），舟山再度设为定海县，属宁波府，康熙三十四年，清廷在定海分设浙海关署，后又在定海城内东门文彩桥下设立定海钞关，定海正式成为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重要港口。见陈玲、周权：《舟台交流的历史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76页。
〔29〕李细珠：《略论清朝开发台湾的经贸政策》，北京：《台湾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4页。
〔31〕史金生：《论台湾的洋务运动》，南京：《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4月，第102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4月号，总第316期，P112-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