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从2024选举看台湾青年世代群体画像 作者：黄裕峯（台湾），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摘要】2024年台湾选举产生新的政治格局，台湾民众党成为讨论焦点。本文梳理出柯文哲与民众党的主要支持者群体是青年世代，幷从他们的成长环境、媒介接触、兵役经历、教育改革、人口结构、婚姻状况、医疗保障到文化记忆共八个维度进行梳理。研究揭示，台湾青年世代成长于社会急剧转型期，受多重因素塑造，形成复杂多变的群体特性。政治上，他们立场的不稳定可能加剧分裂，对社会凝聚力构成挑战；在两岸关系层面，受媒体舆论影响，他们展现出矛盾的心理状态；心理上，虽享有医疗等福利，但面临人口老龄化、医保赤字等问题，感到迷茫和焦虑。他们的行为逻辑反映出对现状的不满与探寻出路的想法。描绘台湾青年世代的群体画像，可为理解台湾社会的当下与未来提供参考。
2024年台湾的两项选举引发了广泛关注。此次选举共有三张选票，涵盖了“总统”、“立委”以及政党三个层面，展现了台湾人民对不同政治理念的投票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在此次选举中崭露头角，其候选人柯文哲与吴欣盈共同斩获了369万张选票，同时在政党票方面也有显着增长，从2020年的158.8万票（占比11.22%）跃升至304万票（占比22.07%），幷获得8个民意代表席位。这一跨越式的进步，使民众党一举成功跨越了政治发展门槛，更让人好奇：民众党的票源究竟从何而来？汇聚票源的群体其轮廓为何？
一、柯文哲与民众党策略布局
民众党（TPP）由柯文哲等人发起组建，于2019年8月23日成立，是台湾获准登记的第350个政党。对比过去台湾在“立法院”组成党团政党的政策纲领，如：亲民党、新党、“时代力量”、“台联党”，民众党所提出的理念、政策或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似乎不明显。
进一步挖掘民众党入党申请条件的两个特殊之处——“年龄满16岁”和“允许双重党籍”，实际上体现了该党在台湾特殊政治环境中的策略考量与应对措施。首先，“年龄满16岁”这一条件，显然是为了吸引更年轻的群体。在台湾，16岁被视为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年轻人正处于思想活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民众党通过降低入党年龄门槛，以培养年轻人对政党的品牌意识，企图将这些潜在选民和可动员的中坚力量纳入党内，成为未来政治活动的基本盘。
“允许双重党籍”这一制度设计，则显示了民众党在政治布局上的策略。在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蓝绿阵营长期对立，民众党作为新兴的政治“第三势力”，需要在这种制度结构造成的政治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空间。允许双重党籍，意味着党员个人可以同时加入不同的政党，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机会。不喜欢国民党与讨厌民进党是民众党的主要诉求之一，2024选举，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的政党票共占29.26%，民众党获得22.07%之外，尚有7.19%被分散在13个不同政党，如：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换句话说，假设微型政党的票源在关键时候能集中到同一个政治“第三势力”，则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结果将变成国民党12席、民进党12席与民众党10席的格局，“关键少数”变得更关键，微型政党也能通过民众党团内部不同政党身份来达成所代表群体的政治协商角色，提供了更多机会来确保自己所代表或关心的特定利益在政治决策中得到考虑和保护。对于民众党而言，再多2席，无疑增加了在政治合作与联盟方面的话语权。通过这种制度，民众党可以横向与纵向整合不同政党的资源和力量，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破局蓝绿两极竞争形成的主基调，在夹缝中崛起。
实际上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的政治“第三势力”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分散。2008年是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代表制度改革的关键年，任期从3年延长为4年，席次从225席减至113席，选制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这个制度施行后，得票率对各政党参与后续的选举门槛造成决定性的影响。2008年的选举结果，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的得票率是11.86%，2012年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得票率则增加到20.84%，2016年开始，非国民党与非民进党的“第三势力”继续增加到29.03%，2020年32.66%，2024年29.25%，保持三成左右至今。数值说明了2024选举能形成“三脚督”的基础何在，也预示着未来台湾政治走向的其他可能性。
至此，柯文哲与民众党的策略已经相当清楚，一个是布局基本盘下沉到青少年群体，另一个是团结政治“第三势力”。从理论上讲，双重党籍制度能够鼓励党员在不同政党间交流思想、分享资源，进而促成政治合作或联盟。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缺乏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可能会成为整合不同政党和力量的一大难题，无法发挥潜在的政治效能。不过，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微型政党往往因为力量薄弱而难以进入政治决策中心，当前民众党是唯一能提供发挥影响力的政治平台。所以，民众党出现内斗、出走、退党等内部纷争的新闻不足为奇。此外，2024选举中讨论最热烈的“蓝白合作”议题，从这个角度分析，长期影响也不大。按照台湾选举部门的公开数据资料，2024投票的关键群体是1975-1984年出生，现年40-49岁的388.5万选民，占比19.88%；次要关键群体是1965-1974年出生，现年50-59岁的353.1万选民，占比18.06%，两者合计占全部投票人数的37.94%。这些群体都是蓝绿格局的世代，都不属于柯文哲与民众党的策略目标。蓝白不合，民众党只要继续保持策略模糊，幷主打世代差异，随着世代推移，国民党逐渐被新世代边缘化。如果再回归到当初蓝绿合谋设计出的“单一选区两票”选举制度，新的绿白格局形成，则国民党将陷入困局。
二、柯文哲与民众党的支持者
台湾用蓝绿与深浅来划分政治光谱，这样的分类方式基本适用于主要政党，而柯文哲与民众党应该属于哪一个坐标位置？学术研究要求遵循一定的规范与标准，为了要确保能对应唯一实体或概念，避免出现重复，达到互斥，通常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从这个要求来看，国民党或民进党支持者的特征划分都相对清楚，一般使用三种维度进行编码：统“独”、省籍、政党。但是，用这样的编码方式无法解释民众党的支持者特征。
柯文哲的言论和行为存在争议和批评，在两岸关系上态度反复，主张要“五个互相”“务实”“两岸一家亲”，但又出现过激言论。他本人不只一次表示系出墨绿，但民进党把柯文哲贴上“背骨”标签，蓝营说他是“绿白合作”“缺乏诚信”。蓝绿都有人指柯文哲是政治“变色龙”。
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强调传播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有助于理解柯文哲提出的观点和影响。在传播模型里，可以将柯文哲与民众党视为传播者（Who），通过公开活动、社交媒体、新闻等多种传播渠道（Which Channel/Where），放大相关内容幷传递出信息（Said What），这些内容会引发接受者（To Whom）根据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经验，选择性地接收和解读，形成正面或负面的认知。当传播活动对接受者产生了显着的效果（With What Effects），接受者会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忠诚，转化成行为，更进一步成为支持者。无论是否当选，柯文哲与民众党的价值观已经对支持者产生影响，带来岛内另一种改变。如果传播效果是获得304-369万张选票，有必要反推这些票从谁的手中投出来？
在无法得知个体投票行为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公开发布的选举民意调查进行比对。菱传媒的民调数据显示柯文哲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20-29岁（55.98%）与30-39岁（54.08%），属于青年世代，这个年龄在心理学属于成年早期（early adulthood），生命阶段任务主要有恋爱、结婚、养儿育女、建立新家庭、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和寻求职业、工作经验、掌握技能等。可以说是当前台湾社会中最具活力、影响力的群体之一。推算这个群体的出生区间在1985至2004年间。以此推算他们成长年代的社会背景，正好是遭遇教育制度、兵役制度、选举制度、舆论环境、传播科技、生活文化等重大变革的第一批人，他们经历了一条有别于自己父母走过的成长道路。因此，柯文哲与民众党的竞选策略不操作蓝绿对立，而是按世代区分，提出“客厅革命”“这一次听孩子的话”。如此就能理解台青在这次选举中支持柯文哲的行为逻辑，行为逻辑的背后是台青的个体困境与集体记忆。
三、台湾青年的集体记忆
这个年龄段的群体所共同经历的事件、文化及社会现象，深刻地塑造了世代的集体记忆，从他们的成长环境、媒介接触、兵役经历、教育改革、人口结构、婚姻状况、医疗保障到文化记忆共八个维度进行梳理：
1.成长环境。1992年海峡两岸在香港会谈达成共识时，这个群体中年龄最大者约7岁，处于小学低年级的教育阶段，最小者则还没出生，“九二共识”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政治记忆。相同的时空下，他们的父母辈见证了大陆和台湾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也亲身经历了两岸关系从紧张到和解再到发展的全过程，对于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有着更为深刻的印记。
来自草根的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执政，这个群体的第一批人已经进入青少年阶段，身心发展迅猛，思维逐渐成熟，对政治开始有了初步认识和理解。随后，陈水扁贪腐导致“百万红衫军倒扁”。精英马英九带领反对党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上台，之后又发生士兵洪仲丘案导致“白衫军”上街头。可以说，这个群体在政治环境的多变和钟摆式的波动中成长起来，这使得他们与那些在国民党稳定执政时期成长的世代形成了显着的区别。他们目睹了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最终都经历了相似的兴衰起伏，也见证了政党体制内外的复杂博弈与权力交替。这样的成长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在看待政治问题时能够摆脱蓝绿阵营的历史包袱，从而形成了一种与父母辈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解。这种政治观念，让他们在面对复杂的政治议题时可以抱持着开放、多元和务实的态度。
2.媒介生态。自1987年岛内宣布解除“戒严”后，媒体百花齐放，报业、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结合选举，迎来一波政治参与，台湾的媒介生态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2000年以后，香港壹传媒以所谓“破坏式创新”策略进军台湾市场，受英国小报腥膻色影响，用充满争议性和娱乐化的内容吸引读者。在报道中“批蓝骂绿”，“八卦”“狗仔”“爆料”等，这些方式却翻转了台湾媒体版图，成为连续多年大学生最常阅读的报纸，幷对台湾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电视则以TVBS“2100全民开讲”为代表，“Call In”“名嘴”以直播打破了原来“李（登辉）头条、连（战）二条、宋（楚瑜）三条”的潜规则与黄金时段重新洗牌。此外，这一代人还见证了台湾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台湾电子业的基础上，岛内从1985年开始发展校园网络，经历了电话拨接上网到ADSL与有线电视的有线入网，再到无线上网，直至如今智能手机的移动互联网。可以说，他们几乎是与网络同步成长起来的一代，具有鲜明的“网络原住民”特征。这种网络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信息接收渠道，也拓宽了人际交往的空间。正是得益于网络的普及和便利，即便在缺少电视台资源的情况下，柯文哲与民众党依然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政治传播，与支持者进行互动和交流。所以有研究总结出：报纸、“老三台”保住了国民党，地下电台、第四台、民视造就了民进党，互联网时代则成就了柯文哲与“时代力量”。①
3.兵役经历。台湾的兵役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2000年1月起，兵役期限由原本的2年，按入伍的梯次顺序逐年递减。到了2008年，兵役期限被缩短为1年。2013年起，1994年出生的男性接受4个月军事训练就算完成义务。加上2000年8月替代役制度（Substitute Military Service）的引入，对这一代的台湾男性来说，他们能更好地衔接学校教育与职场工作，免除了人生2年的空窗期。但相对于其他世代的男性而言，这个群体对军事训练和战争缺少概念，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军队服役幷不是一个普遍的经历，或者服役时间较短，没有深入地体验到军事训练和战争的概念。
4.教育改革。台湾大学招生制度变革导致了不同世代的学生面临不同教育制度，出现低分入学的高录取率现象。1994年，台湾大学联合招生核定人数为5.6万人，录取率为44.35%。这一时期，台湾的大学招生主要依赖于统一的联合招生考试。2002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废除了传统的大学联考，由财团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开始实施《大学入学多元制度》。首年招生核定人数增加到10万人，其中，通过指定科目联招考试的录取率为80.41%，甄选入学的录取率为65.63%。②随后的改革中，台湾的大学入学制度演变为保送、推甄、申请、繁星及考试分发等“考招分离”方式。录取由“一试定终身”的联招分数（1972-1992），过渡到以学科能力测验与指定科目考试两阶段分数（1993-2003），到大学科系自订指定考试科目（2004-）的入学制度，2022年再演变为配合“108课纲”的分科测验，形成大学学科能力测验（指考）、大学入学分科测验与四技二专统一入学测验的三种入学方案。
《谁是台大学生？》系列论文指出，岛内最高学府台湾大学2001-2014年的生源地分布以台北市与新北市占53.57%，台北市大安区生源被录取台大机率相对于台湾其他县市高出6.2倍。此外，台大学生家庭平均收入高于台湾地区家庭平均收入15%，收入呈现金字塔头部靠拢且“M”字化的趋势，基尼曲线变陡。此外，台大学生的地域和家庭背景对他们的入学机会也有显着影响。表面上人人都有大学可读，但实际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家庭经济背景差异等，都影响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寒门难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加剧了台湾社会阶层固化。
5.人口结构。20-39岁世代是成长在少子化与高龄化的路上。根据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统计资料，③台湾地区生育年龄妇女生育率自1998年成为拐点，首度跌破1.5，随后一路下滑。2000年生肖龙年新生儿30.7万后，再度下滑至2023年生肖兔年13.5万人。1993-2018年是台湾高龄化社会的关键25年，2018年起正式进入高龄社会。2024年台湾地区的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1:4。这个群体到2065年时要面对每1.2-1.1人负担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意味着只有一个人在工作抚养他们。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权指出，2024年与2000年相比，“长者变多，儿童变少”，扶幼社会转变成扶老社会，从人口学上的改变，青壮年族群的选举行为会有所差异。台湾的少子化和高龄化问题将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目前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和社会层面，还可能涉及政治和文化领域。很明显，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所制定的应对政策和措施，都无法让年轻一代确保自己在所处的社会能可持续发展。
6.婚姻状况。按主要群体出生前一年来推算他们的父母年龄，1984年台湾地区结婚年龄平均数男性为28.8岁，女性为25.3岁。2003年台湾地区结婚平均年龄男性33.8岁，女性28.4岁。④所以，他们的父亲大约在1955-1970年出生，母亲在1959-1976年出生。他们的父母出生成长在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两岸关系年代。当前，台湾地区最新规定男女年满18岁可以结婚，这个群体截至2024年投票前，已经全覆盖在婚龄之内。不过，2022年数据显示，台湾地区的结婚平均年龄延后到男性34.7岁，女性32.5岁。男性与父亲平均婚龄差距5.9年，女性与母亲平均婚龄差距7.2年，两代人对婚姻看法可能存在差异，尤其是女性。女性约略只有3成结婚，7成处于未婚状态。根据台湾《今周刊》调查，43.8%不想结婚的主要理由是“不生孩子，不需要结婚”。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1991-2021年“有偶人口离婚发生率”从6%上升到13%，维持10%上下浮动，到2022年离婚数4.78万对中婚龄未满五年占34.75%、离婚率创新高、新生儿数13.8万、生育率0.87呼应了这个数据。媒体用“超单身世代”形容这个现象，学者则指出离婚率背后是面对婚姻忍受力比较低。
7.医疗保障。1995年3月1日，台湾当局实施全覆盖的“公营单一社会保险制”，至今台湾人民的纳保涵盖率达到99.6%。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基本从出生开始就不需要担心医疗。历年健保满意度从1995年的39%满意与47%不满意发展到2021年91.6%满意与7.3%不满意，加上多个评比结果显示台湾医疗水平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⑥显示了这个群体生长在一个逐渐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且对医疗水平的认可度与信任度增强。虽然保险制度在最初规划时预期到了经济会持续增长（当时的经济成长率是6%），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也趋于缓慢，这给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行带来了压力。特别是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13.2%的老年人口用掉了37.3%的健保医疗费用），使得保险制度的财务状况经常出现赤字。这种状况可能导致“青年世代被剥夺感”，因为他们需要为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承担更多的费用。健保对年轻世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生活上享受到全面和优质的医疗服务，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需要在更加严峻的社会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
8.文化记忆。文化与社会紧密相连，共同记忆和社会价值观塑造了当代的集体文化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流行音乐已跃升为岛内大众传播的核心形态，台湾流行文化迈入了工业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商业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导致流行文化的受众群体愈发年轻化，同时偶像崇拜现象也逐渐引发社会关注。香港歌手进入台湾流行音乐排行榜，1990年至1999年间，年度排行前十名的歌曲中，平均每年有四分之一（38%）来自香港的演唱者，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歌手地域分布大致呈现出香港、东南亚与大陆、美籍华人以及台湾本地的顺序，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盛况。同时，以张惠妹为代表的高山族歌手也在商业机制的推动下，成为了音乐市场的标准化商品。此外，日本趋势剧（Trendy Drama）改名“偶像剧”通过卫视在台湾落地热播，延伸出台湾拍摄偶像剧在海峡两岸形成文化洄流的现象，如《流星花园》。电影《悲情城市》获国际大奖、《海角七号》创台湾地区票房记录等，都是这个世代所经历的重要文化事件，这些事件塑造了这个群体的台湾文化记忆，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和社会发展的历程。
四、台湾青年世代的群体画像
从政治倾向来看，这一代人呈现出“不鲜明”“善变”“暧昧”的显着特征。他们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话语中，虽然看似短暂地倾向支持某个政党，但很快又会转移至另一政党，这种快速的转变不仅体现了他们政治倾向和认同的不稳定性，也揭示了其内心对政治立场的排序和权衡。频繁改变政治立场时，是对制度的信任减弱，政治倾向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碎片化，使得共识难以形成，对社会的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和谐与稳定。
从社会现象的角度观察，台湾年轻人展现出一种普遍而复杂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显得尤为突出。他们一方面热衷于排队品尝大陆的酸菜鱼等美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大陆食品安全的担忧，这种矛盾心理或许正是源于台湾媒体长期营造的“同向性偏盲”舆论环境。⑦这种环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获取多元信息的能力，导致他们在面对两岸关系时表现出一种复杂且微妙的平衡感。
台青经历了与父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健全的医疗保险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来自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压力也相对较低，如：传宗接代、金榜题名或意识形态等，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严格的束缚和期望。这种环境为台青提供了自由度和选择空间，得以宽松的态度去追求个性化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如：视面包师吴宝春为偶像。然而，他们也明白自己未来将面临的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日益加剧，医疗保险赤字问题的凸显，低薪资与高房价的矛盾愈发尖锐，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难以忽视，经济成长遭遇瓶颈，这些现实问题已经压在了台青的身上，他们对前途感到迷茫和仿徨，担心自己无法实现理想的生活状态，甚至将焦虑的情绪转移到对上一代的不满。这种心态转变，不仅揭示了台湾年轻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挣扎与对未来的深切期盼。实际上，台青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试图为自己和这个时代寻找出路，都是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未来的期许和关切。
本文是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4T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裕峯,台湾舆论场的政党角力[J],台湾研究,2016(05):53-61.DOI:10.13818/j.cnki.twyj.2016.05.007.
②李大伟等,大学多元入学制度之评估研究.[D]台“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2012年4月。
③李淑琼,少子化问题对策研析[EB/OL],[2013-03-24].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207223.
④来源：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重要性别统计资料库gender.ey.gov.tw.
⑤今周刊编辑团队,催生政策20年失灵真相[J],今周刊,2023年3月30日。
⑥ NUMBEO全球医疗照护指数；RankingRoyals最佳医疗照护城市。
⑦黄裕峯,黄柳洁,赵熳,等.台湾媒体政治偏向研究——以两岸关系议题为例[J],台湾研究,2021(06):53-60.DOI:10.13818/j.cnki.twyj.2021.06.00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5月号，总第317期，P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