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评社资料图）
中评社香港7月1日电/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山东司法行政学院）司法行政系讲师、专业技术一级警司袁博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发表专文《俄乌冲突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认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然而，俄乌冲突对全球治理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使理想的全球治理与现实中落后的治理体制机制的反差愈加强烈。在俄乌冲突的刺激下，中国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合作机制受限，维护全球安全治理法治体系的立法供给不足，支持联合国多边系统改革的敏感领域扩大。在未来，中国应将提升国际法治话语权作为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关键点，以法治化的方式在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以及联合国多边系统改革中发挥制度性引领作用，以化解俄乌冲突的不利影响，使全球治理朝着理想的治理模式迈进。文章内容如下：
被称为后冷战时代最为惨烈的局部战争的俄乌冲突已经爆发两年有余，其未来走向仍不明朗，持续的冲突不仅影响了欧亚地缘政治格局，也使全球经济、政治、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2023年9月13日，我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该文件指出，当今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人类前途命运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1〕面对俄乌冲突对全球治理造成的影响，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也应在参与力度、参与方式、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适度的调整与因应，努力消解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对我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不利因素，从而推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愿景变为现实。
一、理想的全球治理与俄乌冲突对全球治理转型的现实阻碍
全球治理理论广泛渗入到国际关系、国际法问题的研究当中。虽然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者并不一定是全球治理模式的积极倡导者，但相关研究基本都承认，多元化、多层次的有效的全球治理目标和理论架构可以用来解读、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冲突等多种问题。在国际社会深陷和平赤字的今天，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理论能够为我们消弭战争冲突、推动治理体系转型提供一定的思路。
（一）理想的全球治理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范式的变化可以反映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秩序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趋势。全球治理理论在分析国际形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使用和分析价值。尽管全球治理理论的支持者所倡导的全球治理模式不尽相同，〔2〕但通过梳理种种研究可以发现，在探寻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方面，当今的研究存在以下共同点。
首先，在治理理念和宏观的治理结构设计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寻求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桎梏，探求更具有包容性、共生性的政治理念和现实标准。彼埃尔·德·塞纳克伦斯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危机和国际调节机制失灵的问题并存。但不幸的是，“整个治理问题业已被谋求新自由主义方针和计划合法化的国际组织所包揽”。〔3〕星野昭吉提出构建和扩大以全球公益为基础的全球治理，这就不仅要改变现存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还必须努力改变处于维持现状势力、中心国家、大国一贯奉行的社会价值观念——社群主义，这种维持现状的价值观是以个别利益优先……零和价值优先为特征的”。〔4〕
其次，在全球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上，以法治方式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全球公益价值优先的国际问题解决机制早已成为普遍的共识。理想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公共行动并不是来源于某个权力对于个体的绝对支配，而是多元主体在法治框架内的自主、平等的交互。全球治理不应是披着“治理”外衣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为世界提供管理共同事务的舞台，这个舞台可以引入灵活的问题解决机制，使得多种理性与合法性并存。法律的重要功能在于调节治理的过程，“但不预先判断结果”。〔5〕决策程序民主平等、法律机制灵活多样是治理公平正义的法治基础。要实现全球治理的法治，就需要扩大传统立法机制的主体范围，促进国际法创制过程的民主性和多元化。〔6〕
最后，在治理机构的建设方面，全球治理更加重视超国家中心治理——联合国治理的功能发挥。自2010年以来，随着国际上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沉渣泛起，单边主义、集团化对抗引发的国际冲突频繁发生，俄乌冲突更是暴露了北约集团包揽区域问题并力图将集团力量发展为全球治理中心的野心。然而，除了联合国之外，目前的国际组织及任何军事集团都不具备全面承担公共议题、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法理地位和现实能力。传统的G7/G8成员国无法改变大国支配的天然情结，在如何处理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如何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诸多问题上步履维艰。〔7〕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地区开发银行等则无权涉足政治问题。“事实上，它们的身份明确不允许他们这样做。”〔8〕除联合国之外，无法再寻求一个在全球政治、安全等多领域都能发挥治理作用且具有广泛认同和权威性的超国家机构。
（二）俄乌冲突对全球治理转型的现实阻碍
步入21世纪后，新兴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欧美发达国家保守的单边主义和顽固的冷战思维不断受到挑战，全球治理的结构体系和话语体系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扩员，“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可等新形势的出现，可以视为标志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球治理有望朝着理想的方向迈进。
然而，俄乌冲突产生的剧烈冲击，使得理想的全球治理与现实中落后的治理体制机制的反差愈发强烈。单边主义、集团对抗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俄乌冲突产生的地缘政治问题及其外溢效应，损害了全球经济、安全等多方面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和发展，严重阻碍了全球治理的转型升级。俄乌冲突对全球治理转型升级的现实阻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俄乌冲突加剧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
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战争导致世界粮食价格剧烈波动，海运贸易额明显下降，能源供需严重失衡等。除此之外，俄乌冲突引发美俄之间的经济博弈，加剧了大国间的金融对抗，严重破坏了大国间的经济金融合作，促使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程度加深。
美国凭藉美元的优势地位控制和影响国际金融机构，对俄罗斯等国家实施“长臂管辖”，并利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以下简称SWIFT）对俄罗斯展开金融制裁。SWIFT根据欧盟相关法规进行运营，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听从美国命令的义务和法理依据。但美国基于其金融优势，屡次要求欧盟理事会通过和颁布关于制裁俄罗斯金融机构的相关法规。然而，美欧在制裁态度、执行对象的选择方面也存在较大的隔阂。〔9〕国际支付清算系统的权威性不断下降。近年来，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不少国家致力于建立独立于现有国际支付清算系统的国际货币贸易清算体系。然而，如何建立另外一套国际货币贸易清算体系，国际社会尚很难达成统一的共识。美欧的制裁也导致全球经济合作的衰退，“由于参与制裁的经济体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有较大份额，从而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从根本上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根基。”〔10〕大国间的经济对抗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动摇了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经济治理权力结构失衡、治理架构分裂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各自为政的经济治理格局下，世界经济很难平稳向好。
2.俄乌冲突削弱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法治基础
俄乌冲突本身就对全球法治造成了冲击。就乌克兰危机产生的国际法问题，欧美国家与俄罗斯始终各执一词，对乌克兰危机的性质产生截然不同的认定。美国甚至质疑中国呼吁停火、维护和平的提议。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联合国安理会对如何适用战争法来处理和限制俄乌武装冲突也无法提出有效的方案。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国家则滥用国际刑法，控制国际刑事法院而发出针对普京的逮捕令。战争法和国际刑法几乎沦为大国博弈的政治工具。
在俄乌冲突中，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风险值不断上升，维护国际安全的基础性法律体系的效力则被不断削弱。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防止核武器风险扩散做出了不少努力。2022年1月，中美俄等五个有核武器国家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在践行国际军控、维护全球安全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然而，俄乌冲突引发的大国对抗促使大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上升，紧张局势促使其他国家不断违反和突破国际法和国际安全协议框架开展军备竞赛。俄罗斯公开在周边地区布置核武器以造成战略威慑。〔11〕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邦会议发表2024年度国情咨文时宣称俄战略核力量处于全面准备状态。〔12〕北约不断为乌克兰出售智能化武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停滞，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谈判陷入僵局的可能性加大。二战后国际社会形成并遵守多年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基础性法律随时可能被破坏。一旦战争进一步升级，国际人道法、武力使用法等涉及的军控规则便形同虚设。全球安全治理的法治体系面临着崩溃的风险。
3.俄乌冲突促使联合国边缘化问题日益突出
长期以来，联合国在疫情防控、环境治理、消除贫困等公共问题治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俄乌冲突的持续给联合国促进人类共同福祉的永续发展计划造成巨大阻碍，使得联合国在传统的全球性议题上发挥的作用被战争抵消。俄乌冲突导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受到限制，全球粮价大涨，严重依赖乌克兰粮食进口的非洲国家存在的粮食分配不均与极端贫困的问题更为突出。〔13〕据联合国的统计，受俄乌冲突影响，2022年全球饥饿人口攀升至7.35亿，高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6.13亿），且与联合国开始实施永续发展项目的2015年的数值（7.77亿）相去不远。〔14〕此影响使联合国多年来的努力付之一炬。
除了在消除贫困等基础性议题的治理力度受到阻碍外，在外太空治理、网络安全治理、极地治理等大国竞争白热化的领域，联合国发挥的作用十分微弱。俄乌冲突更是刺激了大国竞争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挤压了联合国在相关问题方面参与治理的空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俄罗斯引发战争为借口，以俄乌冲突为契机，试图放弃传统的治理框架，排除俄罗斯等国在极地治理等方面的参与而另起炉竃，打造新的治理机构，并不时地提出彻底改造联合国甚至于抛弃联合国的论调。俄乌冲突凸显了联合国被边缘化的趋势。
二、俄乌冲突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利影响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近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为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促进全球公益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固执地坚持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企图，将中国视为“全面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不承认《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和优先适用地位，并力图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之外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来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贬损联合国的权威性。〔15〕俄乌冲突的持续迟滞了全球治理的升级转型，并为美西方国家压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机会。具体而言，俄乌冲突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向理想模式转型升级产生了如下不利影响。
（一）中国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合作机制受限
自2012年以来，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明确指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16〕习近平主席也指出，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17〕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和构想，中国坚持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深化经济合作并扩大成员国范围，为国际经济金融融合联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乌冲突加剧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也对中国推动发展中国家平等开展经济合作、构建包容性经济合作机制的路径和空间产生限制。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俄乌冲突使得我国走出去的路径和面向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俄乌冲突进一步刺激欧美等国收紧国家安全审查等措施加大对我国科技制造业的封锁，提高我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CPTPP）等重要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门槛，乌克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影响，“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也面临新的挑战。二是俄乌冲突促使国际货币格局产生变化，加剧了西方主导的金融货币政策体系与中国脱钩的风险。俄乌冲突持续期间，美欧利用SWIFT对俄罗斯展开的激烈制裁，凸显了西方国家将金融公共产品工具化的趋势，引发的全球金融恐慌至今未息。中国防止金融制裁、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紧迫感前所未有。中国当前既要主动适应SWIFT的运行规则以强化合作，又要努力推动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的优化，在短期内承担着维持平稳合作和改革创新的双重压力。当前趋于分裂的金融货币体系，既给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也使得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双边及多边贸易互换政策制定、自由贸易及投资协定签订等方面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更为严峻的考验，亟需创新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金融合作机制。
（二）中国维护全球安全治理法治体系的立法供给不足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以和平、法治方式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不断为全球安全与和平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破除“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推动各国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提出了系统的中国方案。
当前，大国博弈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形势，安全问题的国际立法难度加大。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始终呼吁国际社会和俄乌双方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停火止战，启动和谈。〔18〕但俄乌冲突刺激欧美国家进一步升级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速构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同盟体系”。中国当前在维护全球安全法治体系的过程中，面临着国际社会立法供给不足、参与安全治理阻力加剧的困境。俄乌冲突引发的核扩散风险使得以《核不扩散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机制的有效性大为降低，美国执意以“基于规则的秩序”扩大核军事领域联盟，《核不扩散条约》审议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定常规武器条约》等武力使用法无法及时有效地更新、完善，使得中国在化解核危机、推动核军控和裁军方面缺乏具备确定性、能够总体反映现实需求的法治平台。同时，美国利用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动北约东扩，整合“美日同盟”等传统的盟友体系，挑战联合国安理会在制定国际安全规则方面的权威性，力图使集团对抗取代机制合作，进一步剥夺中国自主、平等地参与全球安全立法的法治话语权。在周边安全形势恶化、大国军备竞赛升级的情况下，中国立足现行的国际法体系管控竞争、预防冲突、扩大合作的紧迫性前所未有，对公平正义的立法供给的需求性也前所未有。
（三）中国支持联合国多边系统改革的敏感领域扩大
尽管唱衰联合国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但联合国为了提升其全球治理能力，强化其多边主义的特征，始终坚持推进系统化改革。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自上任以来就将系统改革联合国作为其施政重点，在联合国的管理体制、发展系统、和平与安全架构等方面均进行多层次的改革，不断推动联合国以更集中、更主动的方式进行全球治理。
俄乌冲突的持续刺激了美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将联合国边缘化的野心，联合国多边系统改革的压力加大，中国代表新兴发展中国家推动联合国改革进程的行动容易引发争议，推动改革的敏感领域扩大。美西方国家以俄乌冲突引发的战争灾难为借口，在对俄罗斯进行舆论攻击的过程中，进一步向国际社会渲染人权高于主权、和平与发展从属于人权的论调。此类论调刻意忽视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的核心诉求，实质上也将中国倡导和平发展理念视为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增加了国际社会在和平、发展、人权讨论方面的紧张气氛和敏感度。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发展议程的资源投入以及优化发展供资责任等方面的主张和支持举措往往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导致改革主张难以决议，或改革措施迟滞缓慢；另一方面，在促进联合国加强南北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在涉及和平、发展、人权关系方面的倡议屡屡受到美西方国家的攻击，中国提出包括在联合国平台上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等强化沟通合作的法律主张常常被西方国家歪曲解读，导致中国在促进联合国改革中的思想引领作用尚难以充分发挥。
三、中国的法治化应对与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
2024年是俄乌冲突局势变化的关键之年。未来，俄乌冲突的停战、谈判、战后经济恢复、政治结构重建等问题很可能还会对全球治理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全球治理形势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19〕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了以法治方式参与全球治理是实现我国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关键：“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俄乌冲突的影响，中国当前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应对措施。中国应着力将提升国际法治话语权作为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关键点，通过坚持以下法治化的思路和策略，在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以及联合国多边系统改革中发挥制度性引领作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包括：“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措施。〔20〕当前，中国已经深度参与了全球经济金融合作，为维护多元化、法治化的国际金融秩序和经贸合作格局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俄乌冲突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中国应在继续着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和修改，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
中国应深化“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等其它区域经济治理体系的金融合作与规则衔接，从制度和规则层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俄乌冲突在给“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等治理体系合作产生外部风险的同时，也为中国在新兴金融领域的发展和法治话语权的提升带来了新的契机。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企业运营成本增加，提升了不少国家和企业推进绿色发展、数字化发展的需求。当前，国际社会在绿色金融、数据治理、金融科技等方面的规则尚不完善，中国在相关领域已经进行了一定阶段的探索和总结，且基于“一带一路”开展的金融合作具备吸引利益相关国家和区域组织的现实可能。中国应大力拓展新兴金融领域的合作空间和规则衔接，主动开展相关领域规则协商谈判。在不断提高金融开放水平的基础上，中国应探索建立境内离岸金融试点统一规则、统一标准，促进人民币跨境流动，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抵御欧美国家金融制裁风险的能力。
（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完善国内国际安全法治体系
全球安全倡议是弥补当今世界和平赤字、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重要方案。这一方案既是安全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也是在现行国际法基础上对全球安全治理法治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俄乌冲突凸显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安全治理时的当下所面临的国际社会立法供给不足的客观形势，但也证明了西方国家否定现行国际法体系而推行“基于规则的治理”的做法无法解决战事的冲突，也难以化解当前的核危机和军事安全风险。
当前，中国积极推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安全合作，并将完善国家安全立法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宗旨应是基于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而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打造全球安全共同体，既需要形成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全球安全法”，也要构建呼应全球安全领域新动向、对接全球安全议题的国内安全法律体系，形成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良性互动。在国际法层面，中国应积极协助联合国安理会做出有关促进国家间和平谈判与协商、限制武力使用的决定，推动联合国大会等联合国机构做出反对单边主义以及限制滥用单边制裁的决定。“作为国际法的解释者，联合国有关机构能够通过有关决议澄清全球安全的相关法律问题，从而推动‘全球安全法’的发展”。〔21〕在国内法层面，针对国际核危机和军控风险，中国要明确坚持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大国间协调一致开展军备控制的立场和态度，完善国内有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方面的立法缺失，并适时启动中国在相关安全领域的国际条约的签署工作，推动国内国际安全法治体系的双向促进和完善。
（三）凝聚发展中国家共识，加强对联合国改革的思想引领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总结出中国坚持“三个一”的国际秩序观，坚持发展优先的全球发展倡议。〔22〕建立于“三个一”基础上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超国家中心治理作用的明确立场，也是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而总结出的联合国及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西方国家坚持和平发展从属于人权的论调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的要求，只会激化当前的战争冲突，无法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良好的理念指引。
中国在支持联合国改革以及促进南北合作过程中应坚持凝聚发展中国家共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和平、发展、人权方面的讨论的法治话语权，加强对联合国改革的思想引领。当前，通过联合国平台加强南北合作仍是发展合作的主渠道。中国应在凝聚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优先共识的基础上，在联合国改革和全球发展议程的推进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避免西方国家刻意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出资责任，又要积极寻求南北合作平衡点。中国还可以积极推进古特雷斯秘书长所提出的“和平即人权”的议题讨论，坚持以发展促和平、促人权，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共识放置在联合国系统改革议题讨论的优先地位，鼓励更多发展中国家支持联合国改革议程，在联合国改革中发挥思想引领作用。
四、结语
当前，国际社会对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渴望与日俱增。全球治理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和完善以现行国际法体系为基础的问题解决机制，是未来不可阻挡的变革趋势。俄乌冲突可能延缓但无法阻挡这一趋势。俄乌冲突在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的同时，也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随着中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必然能消解俄乌冲突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全球经济、安全以及联合国改革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势必推动全球治理朝着理想的方向转型升级。
基金项目：“军队课题：军事战略管理法规制度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日本核污水排海多视角短中长期应对策略研究（SK2024039）。
注释：
〔1〕新华网：外交部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DB/OL][2023-12-01]，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23/0913/c1002-40077078.html.
〔2〕吕晓莉.全球治理:模式比较与现实选择[J].现代国际关系,2005,(03):8-13.
〔3〕[瑞士]彼埃尔·德·塞纳克伦斯.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02):92-113.
〔4〕[日]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1-7.
〔5〕[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01):81-89.
〔6〕李万强.“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国际法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2017,37(05):5-12.
〔7〕吕有志，查君红. G7/G8角色转型与全球治理 [J].现代国际关系,2001,(12):18-22.
〔8〕[德]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治理”概念的运用与滥用 [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9, (01): 105-113.
〔9〕李仁真,关蕴珈. 俄乌冲突下美欧利用SWIFT制裁俄罗斯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J]. 国际贸易, 2022, (09): 79-86+95.
〔10〕胡子南. 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策略 [J]. 亚太经济,2022,(04): 18-24.
〔11〕新华网：白俄罗斯总统：白境内的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状态良[DB/OL][2023-12-26] http://www.news.cn/mil/2023-12/26/c_1212320319.htm.
〔12〕央视网：普京：俄战略核力量处于全面准备状态[DB/OL][2024-02-29] https://news.cctv.com/2024/02/29/ARTISimHK1cKOQUrKiSiOeSJ240229.shtml.
〔13〕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非洲和乌克兰危机：化威胁为机遇[DB/OL][2022-05-03]https://unsdg.un.org/zh/latest/stories/africa-and-ukraine-crisis-turning-threats-opportunity.
〔14〕世界粮食计划署（WFP）:2023《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发布，多重危机交织，饥饿问题不断加剧[DB/OL][2022-05-03] https://zh.wfp.org/news/122-million-more-people-pushed-hunger-2019-due-.
〔15〕马新民. 当前国际法形势与中国外交条法工作 [J].国际法学刊,2023,(04): 1-41+155.
〔16〕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3年3月28日，第2版。
〔17〕习近平.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 2023-10-19 (002).
〔18〕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N]. 人民日报, 2023-02-25 (005).
〔19〕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 [J]. 理论学习, 2016, (10): 1.
〔20〕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中国人大,2022, (21): 6-21.
〔21〕杨泽伟,张晟. 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法内涵及其实施路径[J].太平洋学报, 2023, 31 (04): 1-12.
〔22〕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9-22(00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5月号，总第317期，P9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