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权：如这不是认知战，什么才叫认知战？

　　中评社香港7月2日电／澳门新华澳报1日发表富权文章：如这不是“认知战”，什么才叫“认知战”？！以下为文章内容。

　　“反认知战”，这是民进党当局在每次公职大选中“战无不胜”的“犀利武器”。

　所谓“认知战”，原本是心理学上的名词，指的是人类对于注意力、语言使用、记忆、感知、问题解决、创造力和思考等心理过程。但民进党当局却将之“改造”转化为选举语言及选战策略。蔡英文在二零二零年“五二零”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将“认知战”端上正式文件的桌面上。她声称，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在“超限战”领域，已经进入“资讯战”与“认知战”的交锋，且是现在进行式。因而可以说，蔡英文是继在“二零二零”大选过程中，充分利用香港的事态及所谓“王立强事件”，大打“抗中保台”牌而骗取选票获得成功后，“总结经验”，进而提出“反认知战”，让民进党在此后的公职选举中运用。果然，在“二零二四”大选的过程中，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就将“反认知战”与“反介选”等手段综合运用，以“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为“法律依据”，在虽然有六成民意渴望“下架民进党”之下，充分运用这些“武器”，在设法破坏“蓝白合”的同时，也以各种“罪名”追杀其竞争对手，因而只有四成名义的赖清德，居然也可以“有惊无险”地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对此，台湾当局“国防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在研究报告中总结指出，“认知战”在军事上属于“灰色地带冲突”，难以区分平时或战时，虽时都可以发动，并可从官方与非官方、军方与民间等协同进击，不受限平时与战时，并善用敌方、我方、国际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当前新型态的战争发展迅速，敌对国家也已逐渐避免武装冲突的热战，转而在网络世界进行无声的交锋。其中“认知战”则是中共对台新型的战略之一。台湾也将网络世界的认知战，视为两岸间已开打的战争领域。所谓的“认知战”是意图夺取一般民众，对于资讯的认知，还有对事件的诠释的话语权，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带风向”。“认知战”呈现出来的方式有“藉由捏造、散播虚假、争议讯息，以达到影响大众的认知，让接受资讯的人对身处的体制的产生质疑、不满，进而改变他的行为”，藉此扩大社会分化与对立。

　　为此，当年国共内战时期“中统”的后身“法务部调查局”，曾经举办“认知战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民进党“立委”沈伯洋等作演讲。随后于今年一月十七日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统合调查局两岸情势研析处、国内安全调查处及资通安全处，下设认知研究、资料分析、应处反制三组，引入认知作战背景源起、策略手法、趋势态样等学术理论，辅以搜集、分析境外“敌对势力”传散影响台当局“国家安全”、扰乱社会安定、破坏友盟关系等争讯即时通报，并使用软体工具溯源清查异常帐号、协请社群平台业者下架、发布新闻揭露。另聘请学者专家担任谘询委员，提供专业分析意见，并举办研讨会或与国内外智库、执法机关交流合作，透由工作研讨或经验分享，提升因应境外敌对势力对我认知作战能量。

　　就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也“不受限平时与战时”，逆用“认知战”，搞了许多鬼名堂。最新的一宗，是于上星期透过有“民进党官媒”之称的《自由时报》放话称，大陆国台办在今年初陆续接触台湾数家电视台，以“在中国商业利益”为诱因，要求为中国政府制作带状政论节目。为了让节目符合北京所想传达的讯息及其效果，中国新华社记者从节目规划、谈话脚本高度参与，甚至在录影棚现场盯梢，以确保每个环节都达到台办要求。新节目从制播起，就在国台办要求下，每周选定时间与制作人召开会议，并将国台办指定角度及特定主体置入对话脚本与议题，这视角多为批判民进党政府，带风向极为明显。不仅如此，每次开会时都有一位操着中国口音的人出席相关讨论，大家原本以为是合作的制作公司人员，但他在会议中多次提醒一些特定角度，甚至还在录制第一集节目时，进棚监视来宾是否按照脚本来做，以及其他方面是否有按照计划安排。而后来几名资深员工向公司高层打听，才发那个人是中国新华社驻台记者赵博。由于赵博参与节目制作之事已被传开，所以他在日前紧急离开台湾，新华社也改派另一名记者来台驻点。

　　这真是“讲大话唔抹嘴”。凡是与新华社驻点台湾记者有接触过的人士，尤其是台湾地区的记者都知道，赵博是一位女生，而造谣者居然为她“变性”，指鹿为马地以“他”标示。而且，赵博是于今年二月派驻台湾地区的，台湾当局发出证件的期限是三个月，因而已经于五月间离台返京，这又怎能说是“由于赵博参与节目制作之事已被传开，所以他在日前紧急离开台湾，新华社也改派另一名记者来台驻点”？！。单是这个细节，就知道“喂料”给《自由时报》的“国安”人员，是在充分运用“认知战”的策略之时，竟然忽略了情治人员必须谨记的“严谨反复求证”。

　　其实，又何止如此？根据台湾地区经常上电视台谈话节目的名嘴指出，政论节目不是“拍戏”，因而不会有脚本，只会给一个主题，由大家各自发挥，有时甚至会滚动式调整内容，因而根本不可能发生《自由时报》所指之事。实际上，倘是在节目录影时有人盯场、指手画脚，即使此人是台湾人，名嘴们也强烈感到不受尊重，即时“劈炮唔捞”。何况，在台湾当局严厉执行《反渗透法》等恶法下，新华社记者才是被严密盯视，如要采访和原先驻台目的不一样的题目时，就必须向“文化部”申请，因而不要说进入电视台的摄影棚进行“指导”，就是去采访，也将被视为“违规”。如果真有此等情形发生，岂不暴露了连鸡蛋也可钉出缝的台湾情治机构，竟然失职失能，对所谓相关事态竟然一无所知；在赵博都已经正常轮替离开台北一个月之后，才“敲锣打鼓”地报告“城门失火”？

　　其实，这个事态，倒是折射了赖清德当局对大陆“两院三部意见”的懊恼及焦虑，因而抛出系列“反制”措施，这个所谓“监盯”电视台节目就是其中一项。但既然有此“事实”，检调机构就必须对新华社驻点记者“拉人封艇”，却因不是事实，没有“证据”，而不敢轻举妄动，因而就拿了已经离台的赵博来“说事”，一副色厉内荏的丑态，比“向心夫妇间谍案”更为荒唐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