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六月十日一艘台湾籍的海钓船“联合号”，在钓鱼台海域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艘巡逻艇撞沈，中国外交部对此事件反应快速，当天上午立即由发言人秦刚发表看法，他表示对此事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用字遣词相当强烈。但台湾的“外交部”仅表示至感遗憾、关切，没有抗议，也没有求偿，十一日还强调避免损及对日友好关系。六月十二日台湾民意高度反弹，台湾的“外交部”也祇继续表达严正立场，不抗议，但在国安会发现情况失控后，当天下午才由“总统府”表达严正抗议、求偿。
在台湾“总统府”强硬的“严正”表态后，“总统府”要求海巡署采取强力作为，立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顺水推舟，要求军方出动军舰搭载立委出海考察护渔兼宣示主权，但即使大家心中都相当清楚这项行动作秀成份居多，不过基于民意、渔民生计与国家利益，这场秀不得不演。
可以说整个事件的发展，台湾方面反应显得慢半拍，但由软到硬的过程所显示作秀的成份，其原因正是显示台湾政府在对日态度上蓝绿意识结构的影响所致。当然这个意识结构从蓝绿来看，绿营所呈现的“联日反中”，以及蓝营的“联中抗日”结构，两种意识结构的激荡，反而在相互激荡中，擦出出人意表的火花。
问题的性质
国际间任何领土主张的争议，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立场与主张。这里面，有的是因为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有的是因为天然资源蕴藏的问题，也有的是因为地缘战略重要性的问题。但是它们的争论基础或者说立足点，都是基于独立国家对主权的坚持与维护，也是一个单纯的国际法问题，必须从国际法的观点与程式来解决。钓鱼台的问题，当然是主权争议的问题，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也必须经由国际法的程式来处理与解决。
然而，钓鱼台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领土主张，它还具有一个特殊的性质，在根本上影响着这一个主权争议的处理方式与过程。这个特殊的性质，起因于台湾内部政治上的蓝、绿结构。蓝、绿意识，在对日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情结与态度，当然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与记忆，但是蓝绿两者却在更为强烈的“中国意识”差距下，转化并强化了对日问题的情结与态度。因此，无论蓝色政权或绿色政权，在对日问题上的政策与态度就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其对日问题处理的态度与方式。
同时，由于台湾内部对日政策的差距，已经无可避免的呈现台湾对中国大陆在情感上的偏好，这就使得台湾的对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联系着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即使无意对日提出自己的领土主张，在上述情况下也必然将谨慎的介入并作适当的反应。
再从问题的结局来看，任何事关领土主权的争议，无论何种态度与方式，其解决方法最后都离不开国际法的规范与限制范围，但是其最终结果却是由国家的实力与国际权力结构来决定。台日之间的钓鱼台事件争议，当然也脱不了由国家权力所决定的方式与结果。然而，正是因为钓鱼台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质，它离不开中国大陆所扮演的角色意涵，才必然会形成大陆在此一事件最后结局中的影响力量。
从这些关联性来看，台日之间的钓鱼台事件，也成为中国大陆无法缺席的事件，并可能在其最后结果中扮演关键性的影响力。这种错综纠葛的性质，就是台日之间钓鱼台事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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