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和中央最高领导层所作的根本形势判断——中国面临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非常正确。
‧中国面前最重大的中长期战略性挑战，在于贯彻那已知甚至已宣布为党和国家基本纲领的科学发展观。
‧实现战略集中的一项特别根本的保障，在于念念“不忘根本目标”，争取排除或控制一切对“不忘根本目标”的可能的干扰。
中国的空前考验
二○○八年尚未过半，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世界上所有关心中国事态和比较瞭解中国的外国人都已确认这一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甚至可以说是近 二十年来新麻烦最多、新困难最大的超级多事之秋。就中国国内情势看，继年初的南方大雪灾之后，三月中旬在拉萨爆发达赖集团策划和鼓动的大规模分裂颠覆和暴力骚乱，接着五月 中旬又发生了毁伤性空前巨大和救援努力空前艰难的四川大震灾，何况对中国国家效率、政府技能和国民素质的一项空前考验—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及社会对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应对和斗争已经证明艰巨漫长，这方面至今经年累月的努力至多是成败参半。
就中国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和对外关系环境看，现在无疑能更恰当地使用本人在二○○七年末评论这一年中国对外政策形势时写的一句话：“出现或添加了一种挑战性的新特征，那就是重大的新麻烦迅速多样化增生，并且分散化表现”。其中特别具有冲突性的是，紧 随三月中旬拉萨等地暴力骚乱，西方（包括其各国国内或跨国的“公民社会”、媒体势力乃至立法机构和行政当局） 在西藏问题上发动对华大攻势，并且与此紧密相连，令传递中的北京奥运圣火在巴黎等地大遭侮辱，也因此令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民空前受辱以致空前愤怒。
诚然，四川大震灾在西方引发了广泛的人道主义同情及救灾支援，中国政府和军队杰出的救灾努力更是在西方赢得了近乎普遍的赞扬，以致中国公众与西方之间的情感关系多少戏剧性地接近回返“正常”。可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即将开始的北京奥运仍有可能在进行期间面对政治危险。用两名美国著名“中国通”在最近一期 （二○○八年七至八月期） 《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北京奥运专文中的话说，“竭力渴望世界注意的（反华）示威者与中国公民高扬了的民族主义相结合，造成一种极端易燃的形势。……如果奥运进行得不顺遂……那就可以产生又一轮民族主义迸发，使中国公民又一次强烈抨击他们看来的种族主义、反华偏见和被误导的西方优越感。这一激动型的中国民族主义可以是围绕奥运的种种抗议的最经久和最危险的后果。如果国际社会不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人民就会自问为什么中国应当受其规则的束缚。结果，北京就会发现它的对外政策回旋余地更受公众舆论制约。”
不仅如此，内在风险非同小可的中国经济现今处在可谓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之中。美国次贷危机、美元持续疲软、美国经济衰退前景、石油价格持续升、世界粮价急剧上涨、欧洲通货膨胀趋势、亚洲金融危机风险：所有这一切不仅显着增大了中国应对国内经济和金融方面主要的眼前紧迫问题的难度，而且导致中国很可能会处于经济和金融中长期调整的特别不利时段，从而加剧我们处理自己面前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瓶颈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有上述重大麻烦和困难使人确信，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今年六月十三日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最高领导层所作的根本形势判断—中国面临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非常正确。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所说，多事之秋的艰难复杂“已经对中共执政能力形成强大的压力，激发了领导层迫切的危机意识”。
不被“分心之事”干扰大局
多事之秋总是令国务家在其他考验之外，经受关于战略思维方式、政治远见和根本政治意志的一大考验，用就此而言富有切身经验的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阿米蒂奇的话说，是眼前的紧迫挑战对长期的战略性挑战：“高级官员能够成为他们自己的‘内盒’ （inbox ）的一个俘虏。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能够变得受当今眼前的和最紧迫的挑战绝对支配。但是，这内盒并非总是给所有重要任务分配同等的空间。并非表现为日常危机的（长远的）战略性挑战能被隐约难辨地挤出议程。”或者，用伟大的战争哲学家和战略思想家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在实践中总是有“成千上万分心之事”，总是有“令人混淆、首尾不一和含糊不清的种种情势”，它们往往使得坚持原本的战略目的变得甚为困难；这就要求作为大战略统帅的政治领导人不被“甩出轨道”，并以其洞察和足够的精力克服无数下属中间必有的相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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