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管香港事务和奥运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于七月六至八日来港视察香港举行马术比赛的准备工作。在视察之后发言中，特别要求“行政长官在筹备工作的重大问题上，要亲自挂帅、亲自过问”。之前，有关工作只由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作为奥运马术委员会主席，担任监察角色。在这事件中，可以管窥北京与香港对待奥运态度上的落差：中央认为奥运是国家头等大事，不容有失，所以由国家副主席亲自督师。香港方面对此工作不能说是不重视，但较平常心，觉得由第二把手监督即可。打个比例，中央好像打理一盘有直接利益和感情的家族生意，全情投入，事必躬亲。香港这一边则是专业经理的心态，但求“做好这份工”。家族企业的老板觉得底下的伙计们未够尽心，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港人对国民身份的
认同急速上升
在香港，市民对奥运的态度其实与政府十分相似，一般不是不支持，也不是不兴奋，但却不能达到中央宣传和内地群众那么激动。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就养成了“老子有什么未见过”那种“处变不惊”的大都会市民风范。到餐厅吃饭，成龙坐在大堂，没有人会土气地走过去要他签名的。正确的表现是当他透明，自吃自的；这就是香港。其他国际都会的市民都有这样的气质，上海人就有，更不说纽约、伦敦、东京了。举办马术比赛，以“见惯大场面”的香港人心态，小事一宗而已，我们游刃有余。奥运嘛，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多少次了，健儿们拿奖牌，国歌奏起，国旗徐徐上升，我们也会感动，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同样欣赏别国的运动员的表现和得奖。香港人普遍以这样开放的心态而自豪，并且认为整个中国都应该如此。
这种心情，在另一方面，也是回归十一年“公民教育”的结果。一九九六年，即是港英撤退的前一年，它颁布了“公民教育”指引。“国民教育”被视为“公民教育”的一个部分，要求教育学生对中国有“认同感”，从而产生“自豪感”和“责任感”。这前朝的指引，于从英国殖民地过渡为中国特别行政区之后的十一年，依然有效。主事者包括官员在内，都认为做得很有成绩，并且举了不少数据作支持，包括自今年以来，香港市民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中央政府的好感，都在急速上升，至自回归以来的新高。
港人的爱国心与内地
同胞有微妙差别
无可否认，这多少是包括圣火传递时同雠敌忾等的奥运效应体现，再加上汶川抗震救灾的感人场面，确实提高了不少香港市民的“认同感”，以至“自豪感”。不过尤其是在受过去“公民教育”影响的青年中间，这里有很大成份的见外感，和以边缘身份投入那种投机感。这些香港市民自觉处于抽离和有选择的状态，有做“中国人”、“香港人”、“中国香港人”、“香港中国人”等理性上的选择，对中国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因此，中国强大，或者做出一些成绩，我们就“自豪”，如果中国衰弱，或者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我们就要批评它，甚至到外国去“唱衰”它。而香港的媒体，更大义凛然的以“监督”的态度，专门“报忧不报喜”。因此，香港不少媒体和政客，对于习近平来港时所说的“管治团队要精诚合作，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好局面”这所谓“三权合作论”，觉得完全不可理解，甚至认为离经叛道。
对内地任何一个同胞来说，做中国人并非一个选项，本来就是如此。因此根本不存在“认同”与否的问题，不是中国人是什么？而做中国人与上海人、蒙古人等，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的。因为十三亿同胞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既然是个共同体，那就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只有在一致对外时，才有“自豪”的感觉。而“子不嫌母丑，狗不厌家贫”，国家好的时候，作为中国人，固然要爱它；国家不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更加要爱它，而且有责任去使它一天比一天好。简单来说，这就是香港不少市民的爱国心，与内地同胞爱国心的微妙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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