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会科学家们点破了这个神话，并对这些科技公司在突尼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批判。
2011年，当时担任开罗美国大学校长的丽莎·安德森（Lisa Anderson）就指出，“埃及脸书上政治宣传者只是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网上现代化身罢了”，并且有关“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故事”并非是使用社交媒体技术，而是革命性愿望如何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起共鸣。亦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公司的政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集体行动。还有学者得出结论，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的使用与民众起义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除了传统的网络怀疑论者和网络狂热者之间的争论之外，阿拉伯革命初期的见证者所看到的是，社交媒体只是众多社会和政治网络的一种渠道，而抗议运动才是促成网络革命的主要原因。
然而，科技巨头公司却狡猾地利用了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神话，以扩大其用户数量，提高参与度并迫使人们屈服于他们有缺陷的商业模式。他们还利用这个神话来反击批评和对其施加管制的努力，并且无视阿拉伯民间组织为保护网上隐私和言论自由权而经常提出的要求。
脸书、推特、微软和谷歌这样的企业并无兴趣建立强大的监管体系，以遏制假新闻和仇恨言论在中东北非的传播。
在过去的几年中，突尼斯、黎巴嫩、埃及的阿拉伯人权信息网络以及国际民权组织积极倡导立即采取行动，以制止虚假信息和仇恨社会言论在中东和北非的媒体上传播。
他们呼吁科技巨头公司停止不公平的歧视行为，在审核领域加大投资，并在政策和程序上变得更加透明。
然而，尽管有大量的呼吁，并且有惊人的证据表明，数字民主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和广泛，但是，科技巨头公司仍在轻视其在破坏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和言论自由方面的关键作用，且无视执行紧急的长期改革的呼吁。
脸书和推特通常强调该领域的新颖性，以寻求规避责任和民众诉求。但其实，这根本不是新事物。在传统或新媒体上播放的语言暴力一直在大规模煽动政治暴力方面发挥作用。各种媒体平台散布的仇恨言论，使得对“他者”的非人道化和大规模暴力合法化，例如我们熟知的殖民主义、大屠杀、卢旺达种族灭绝等恐怖事件。
指望科技巨头公司开始自我监管是徒劳的。正如数字经济学者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所言，平台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以及对资本主义隐私和言论自由民主原则的完全无视是科技巨头商业模式的整体特征。对他们而言，利润比他们可能招致的任何道德或政治代价都重要。
社交媒体公司过于强大，抑或是过于脆弱，使得他们无法真正实现自我监管或受到监管。对此，唯一的道德及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恐怕是拆分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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