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的理论早已有之，和众多理论一样，其实关注的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层面，从而通过繁琐的数学模型推演而得出所谓创新。但是，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已是钻了经院主义的牛角尖，偏离宏观大势。经济学非纯粹学术，更不是完美的数学模型阐发。经济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更是动态多维的大系统。纠缠于经济生活的某个方面和市场的某个环节，进行“深耕细作”的探究，这样的经济学也许越来越逻辑化，或者在某个细节可以实证，可以通过数理推演得出局部的因果关系，但却无法解决全球化的宏大命题或单一国家的市场难题。这样的经济学是精英或经院学派经济学，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涉及到“劳动”给人的感觉是充满人文关怀，而且是用“实证研究”劳动经济学，自然让人感到书斋里的经济学家们对劳动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温度”。然而，不管理论多么高深，不管经济学家如何进行“实证研究”，都摆脱不了肇始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体系。靠着这套经济学体系，西方牢牢掌握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这就是被西方奉为圭臬甚至是武器的市场经济。因此，无论经济学发展出多少分支，不管西方出过多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是市场经济的追捧者。
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也好，西方政府也罢，除了特殊的危机时期（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都笃信“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力量，不愿让“小政府”变成干预市场的大政府。这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即使西方主导了全球经济秩序，或者通过强势货币抑或动用贸易壁垒将危机转嫁到全球—这也是全球化的真相。
然而，经过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然后是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西方世界不仅西方经济学体系的红利消耗殆尽，也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名声，更使西方尊奉的全球化变了味道。
经济秩序激变不能只看西方
疫情阴霾下的全球化遇到更大挫折。全球供应链阻断，能源荒和芯片荒弥漫全球，然而西方尤其美国，拯救经济的药方还是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通胀，利用美元强势地位让全球为美国危机埋单。当然，这也让美元名誉扫地。美国如此，日本和欧洲也是这样，除了拯救经济的工具不多，更多的是其货币版权和市场霸权的依赖，因此笃信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手段和市场霸权转嫁危机。
回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确是圈内有名，但也只是300名获奖大名单中的三位而已。他们获奖前不能给美国、西方或全球经济提供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获奖后也只是提升其知名度而已。无论“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性的贡献”，还是“在因果关系分析方面的方法论贡献”，都非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药方。这样的“贡献”让经济学家获益，却是偏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靶心。
诺贝尔奖评委会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狭隘误区，全球经济秩序发生激变的现实下，评委会的大佬们依然青睐西方经济学家，这本身就是西方式偏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