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目标是文明进步而非欲望满足
从根本上说，西方经济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出发点是行为主体如何更好满足欲望，即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国家的福利最大化，但追求欲望满足幷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和进步方向。人文经济学主张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文明进步，不仅包括生产力的提升，也包括生产关系的改善，还包括天人关系的平衡，这是经济学的超越性意涵和颠覆性创新。文明进步的标准是综合的，可以从社会福利水平、道德价值理念、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关系性质、政治法律制度、生态环境质量等多种角度进行观察和评估。假如一个社会比以前富足，总体上在资源约束下基本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做到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满足了西方经济学的追求目标，但却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缺乏公平正义善良、滥用武力、破坏生态，这种状态仍然偏离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所追求的文明进步。
文明进步的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个人素质、集体关系、生态观念。
文明进步首先体现为增进包括生理和心理的个人素质提升。身体素质充满活力、道德素质体现善良、工作生活幸福愉快是个人素质健康良好的标志。财富有利于健康，但财富最大化却不是健康之源。人性是复杂而立体的，个人健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获得健康与幸福的方式途径是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⑥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具有的新思维模式与新研究方向有助于克服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局限和弊病，让研究目标回归人性与道德，促进人的素质提升与身心富足。
集体关系包括个体之间及集体之间的关系。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认为，科技发达财力丰厚却蛮不讲理恃强凌弱的强盗行径不是文明进步，通过公平正义的观念与制度建立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尊重的友善关系才是文明进步。集体关系协调不但要有财富创造能力和文明创新能力，还要有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这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目标。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内部长期存在贫富悬殊，外部霸凌和打压竞争对手，均是集体关系不协调的表现。人文经济学研究如何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实现共同富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构建起市场力量主导的初次分配、政府力量主导的再分配、道德力量主导的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防止两极分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集体内部协调发展。同时研究如何通过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国际关系，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集体之间和平发展。
生态观念是人类社会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生态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天人合一”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浑然一体，天地与我幷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人类生存的良好自然环境。生态和谐要求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大量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内部性因素，让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成为生态和谐的运行双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种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才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三）研究领域是人的行为而不仅是资源配置
人不仅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是社会演化与自然演化的主角。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除了人力、物力、财力等物质资源和技术、艺术、观念等非物质资源的配置、消费与更新外，还有在人与自然的循环运动过程中，行为主体为适应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各种行为的特殊规律。具体包括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人类行为三个层面，这些领域的研究内容离不开当前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态环境三个方面的加速演化背景。
个体行为方式取决于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的文化环境与个体观念。作为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能力。人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革命、最能动、最活跃的要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内在尺度。人类历史上，生产力每次出现重大飞跃都会重新定义“人”与“物”的关系，人的行为方式也会出现重大改变，会伴随新的生产水平出现新的行为方式。农业革命让人驯化了动植物，工业革命让机器取代了人力和畜力，当前的数字革命让人工智能部分取代和超越了人的智能。生产资料出现突破性变革，商业模式和人际关系随之出现根本性变化，人的观念与交往模式也必然出现适应性调整。同时，人不断从生产中解放出来，对全面发展的需求越来越高，从事职业与行为方式也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研究不同个体的行为动机与实施结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对理论创新和研究内容的新要求。
生产力进步反映在个体行为与思维方式的变化上，要求经济学理论从更高层面更新情况研究个人行为模式。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物质财富，使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与此相对应的西方经济学根据当时主流的个体行为与思维方式特点，将理性精神片面定义为工具理性的计算思维，将价值观念窄化为功能主义与功利主义，将社会伦理抽象为个人主义与经济人假设。工具理性、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主体行为的基本模式。相较而言，数字革命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生产幷非基于资本逻辑而是基于人的逻辑，精神满足幷非基于个人逻辑而是基于集体逻辑。与此相对应的人文经济学观照中国式现代化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研究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关联互动。如今，基于信息技术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新的文明形态。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作为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劳动者，如何具备最新生产力水平下的创新能力、集体意识与文化精神是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集体行为方式取决于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演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辩证统一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发展促进文明形态和理论思想的更新，从而影响集体之间、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新质生产力的出现要求通过生产关系变革创造出更多创新性劳动者，而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不仅使劳动者从片面发展转向全面发展，还对处理集体之间关系提出共赢共生的理念。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具有排他性，而数智化的生产工具和数据要素更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较少或不具有排他性。新质生产力推动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集中表现出一种社会融合效应，这要求在所有制形式上进一步实现数智化生产资料和数据要素的共享和融合。在西方现代化阶段，实行以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为物质条件、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将其他人、其他国家视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与工具。因此西方现代化产生了以原子化个体为基础的、孤独的大众社会，和以本国利益为优先的冲突式、碰撞式的国际关系。货币、资本与市场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中介，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缺乏友爱互助的集体精神和包容利他的交往方式，幷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陌生化、冷漠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感下降、冲突性增加，甚至爆发世界性战争。在中国式现代化阶段，保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生产方式，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资本活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进行，资本无序扩张受到遏制。货币、资本与市场缺陷受到有效约束，个人、集体与人类利益得到协调保障，平等、和谐、互助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逐步形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需要研究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体的行为模式与价值理念，个体与集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与共同价值的关系。
集体价值理念离不开文化土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诞生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其文化基础有两方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者所蕴含的集体主义哲学思想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辩证思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还有贵和尚中、谦和好礼、诚实守信、修己慎独、见利思义、精忠爱国等集体主义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幷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⑦中华文化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马克思同样主张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⑧“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建立“真正共同体”。这两种文化基础的特质与融合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内容。
人类行为方式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生产方式改变及生态环境变迁。工业化、全球化初期，随着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和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动，人类在自然面前信心高涨，“征服自然”成为众多理论和学科的前进方向。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人类更加认清破坏自然对自身的负面影响，“保护自然”日渐成为各种理论与学科的基本原则。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人文经济学具有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生态和谐的绿色理念，与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相关。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劳动对象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广度上看，科技创新延伸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扩展至深空、深海、深地等领域；从深度上看，劳动对象向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快速发展，信息、知识、数据等都转换成为新的劳动对象。人与从有形到无形的自然结合愈紧密，人对自然的理解愈深刻，人类行为愈发尊重自然，追求融合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万物互联使各类产业活动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区块链技术正在解体以往人类历史上以中心-层级控制为特征的组织关系，数字平台加速了人们网络活动的商品化过程、劳动技能的数字化过程、劳动方式的平台化过程、用户集体智慧的无酬劳动化过程，逐渐重塑以人民至上性、社会融合性、集体协作性和分配多元性为特征的人类新型和谐劳动关系。政府角色从曾经的控制中心和“守夜人”角色转变成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引导者与协调者。政府大力倡导和规范绿色健康生活方式，通过绿色科技不断完善绿色基础设施。通过强化低碳零碳、资源循环、环境治理、生态修复、数字环境、智慧决策等领域前沿技术攻关，发展绿色生产力。通过鼓励绿色消费、绿色能源替代、绿色产品、绿色出行、绿色居住等，引导大众形成厉行节约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价值理念，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发展生态文明，应当顺应而不是违逆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不是肆意掠夺和破坏自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方面，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⑩马克思重视发挥人的本性和集体智慧与自然协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⑪当代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⑫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始终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四、结论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抽象。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理论的更新与创新。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勃兴是人类社会实践向前发展的时代要求。经济学研究需要由“物”向“人”、由“财富”向“精神”转变。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总结。深入研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将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新理念、新范式和新路径。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集体人”假设为理论前提，认为个体行为只有同时符合个体与集体利益的选择才是理性的和正确的。“集体人”追求价值均衡化，而非利益最大化。价值本身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历史性的，其内涵始终在演化。在理论上，价值均衡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纠偏，回归经济增长的人本主义方向，将人的价值而非物的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在实践中，价值均衡有助于限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将人文价值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影响经济增长模式与人类发展理念。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以系统思维替代线性思维，以自觉平衡替代自发平衡。这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新范式新思维，是以人文主义视角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新觉悟新选择。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文明进步而非欲望满足。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如何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国家福利最大化。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如何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文明进步，包括生产力提升、生产关系改善、天人关系平衡，这是经济学的超越性意涵和颠覆性创新。文明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人素质、集体关系、生态和谐。对应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领域是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人类行为。这些研究领域的内容离不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态环境的加速演化背景。数字革命时代，生产资料出现数字化、智能化等突破性变革，商业模式和人际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人的观念与交往模式出现适应性调整。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不仅使劳动者从片面发展转向全面发展，还对处理集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互赢共生的理念。生产方式改变及生态环境变迁，深刻影响着人类行为方式的改变。因此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将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大主题。
注释：
①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②《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③[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④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⑥[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页。
⑦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5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⑫习近平：《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求是》，2024年第1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7月号，总第331期，P33-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