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英日关系安全化的‘印太’指向及其对华影响” 作者：曹一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全球力量格局加速重组与“印太”地区战略地位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英日关系呈现出显着的安全化与区域化转向。其进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实践层面，英日通过强化高层政策协调、建立制度化防务合作机制及开展联合军事行动，推动安全合作朝向持续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逐步构建起以“印太”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架构。第二，在动因层面，英日安全关系的深化源于多重结构性因素的迭加与共振。这不仅源于双方对规则导向型国际秩序面临挑战的共同认知，以及对“印太”地区安全风险持续上升的趋同判断，也与英国“脱欧”后全球角色重塑与日本推进安全政策正常化之间形成的战略耦合密切相关。第三，在影响层面，英日安全合作的深化正在重塑地区安全生态，对华形成多维度、复合型的战略压力。具体表现为：强化对涉海、涉台、涉港、涉疆等议题的介入力度；推动“印太”安全架构由传统轴辐模式向网络化、多节点结构演进；并藉助“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叙事，积极介入“印太”地区安全规范的塑造进程。面对英日安全关系持续深化所呈现的对华牵制态势，中国应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从夯实科技与国防基础、扩大高水平开放、强化多边议程塑造与完善风险管控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系统高效的应对体系，切实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地区稳定大局。
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格局经历了冷战后最深刻的重塑。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重心持续东移，“印太”地区迅速崛起为大国博弈的核心舞台，欧洲与“印太”两大地区的安全与经济联动日益增强，区域事件的全球性影响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英国与日本作为两大重要海洋国家，几乎同时进行国家战略再定位，为双边关系深化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英国在脱欧进程启动后提出“全球英国”战略，以“向印太倾斜”为核心支柱，强调欧洲—大西洋与“印太”区域安全繁荣不可分割，旨在重塑其脱欧后的全球角色与影响力。日本则在“积极和平主义”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下，逐步突破战后安全政策底线，寻求构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辐射全球的安全网络。在英国“东望”与日本“西顾”的战略交汇中，英日安全关系实现了显着跃升，主要体现在战略协商机制持续完善、《英日互惠准入协定》（RAA）等关键防务安排相继生效，以及双方在“印太”地区常态化联合演训的稳步推进等方面。
基于此，本文以21世纪以来英日安全合作的安全化进程为研究对象，围绕政策协调、制度建构与军事实践三条线索，系统梳理其“印太”指向的具体实践路径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动因，并在此基础上评估其对中国安全环境与战略空间的深层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应对思路。
一、英日关系安全化的“印太”实践路径
英日安全关系已在政策协调、制度建构与军事实践等多个层面实现体系化推进，并呈现出常态化发展趋势。这一进程已由一般性的双边防务协作，发展为以“印太”安全议题为核心的全球性合作框架，具有鲜明的地缘战略指向。
（一）多层级政策协调机制向“印太”议题的延伸
自21世纪以来，英日两国逐步构建起由首脑层引领、部长级统筹推进的战略磋商机制，为双方在“印太”安全议题上的持续协调与政策对接提供了稳定的对话框架。
在首脑层面，两国领导人通过年度互访及多边场合会晤，为双边“印太”安全政策协调提供最高层级的政治引领与战略规划。2012年4月，两国首相发表《为全球繁荣与安全建立领先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将彼此视为“在亚洲和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强调东亚地区安全对两国整体战略利益的重要性，并同意就地区不稳定因素加强政策协调与安全合作。2017年8月，两国首相发布《日英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明确双方为“彼此在亚洲和欧洲最紧密的安全伙伴”，并将“印太”地区稳定置于安全合作的核心位置。2023年5月，两国首脑在G7广岛峰会期间签署《广岛协议》，确立“强化版全球战略伙伴关系”，重申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并明确指出欧洲—大西洋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密不可分。由此可见，英日领导层已将双边关系明确提升至具有战略意涵的地缘安全伙伴层次①。
在部长级层面，英日依托跨部门、常态化的战略对话机制推进安全议题制度化协调，使双方在“印太”问题上的立场认知、议程设置与政策节奏逐步趋同。其中，英日外长、防长“2+2”作为核心机制，已成为两国“印太”战略沟通与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自2015年1月21日首轮会议举行以来，双方迄今已召开五轮会谈，机制趋于成熟，议题稳定聚焦于东海、南海、台海及更广泛的“印太”安全议题。
此外，英日双方还通过设立“经济2+2”对话机制，将经济安全议题纳入其以“印太”为导向的整体安全合作框架之中。该机制于2025年3月7日在东京正式启动，由日本外相、经产相与英国外交大臣、贸易大臣共同主持。双方在会议中就所谓经济胁迫、非市场政策与行为表示关切，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框架下，推动构建更具韧性与更加可靠的供应链体系②。除“2+2”机制外，双方还定期举行外长战略对话与防长会议，进一步巩固部长级层面的政策衔接。
（二）防务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构及其在“印太”议程中的功能定位
随着安全关系的不断深化，英日已构建起一套涵盖情报共享、防务装备合作、后勤支援与部队准入等内容的高水平合作框架，为双方在“印太”相关安全议题上的持续协作提供了稳定支撑。
首先，英日于2013年签署的《情报安全协定》为双方安全合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关键基础。作为深化双边安全关系的起点性安排，该协定通过确立信息交换的法律框架与技术规范，为两国后续防务合作提供了必要的互信基础和操作指引。其核心功能在于统一情报分级标准、明确信息保护责任与交换程序，并以对等保护原则确保双方在情报交流中的权责平衡与风险可控。鉴于日本在区域情报方面拥有独特的人员与地理优势，英日双边情报合作的持续深化，将显着强化双方在印太地区的情报获取与保障能力。
其次，英日两国于2013年签署的《防务装备及相关武器与军事技术转移协定》为双方防务能力共建提供了规范框架。该协定明确了装备联合研发、技术转让与联合生产的适用范围与实施条件，推动双方相继启动了化学与生物防护服、联合新型空对空导弹（JNAAM）、通用先进射频系统（JAGUAR）等合作项目。2022年，两国更联合意大利启动第六代战斗机研制计划——“全球作战空中计划”（GCAP），将防务技术合作提升至战略新高度。通过技术共享与能力整合，英日得以在降低对单一盟友依赖的同时，有效提升军事能力，进而增强其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战略自主性与威慑可信度。
再次，英日两国于2017年签署的《物资与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为双方在“印太”地区开展联合行动提供了制度化的后勤协作框架。该协定允许两国在联合演训、维和行动、人道救援、灾害应对及紧急撤离等非战斗或准军事场景中，相互提供包括燃料、弹药、食品饮水、医疗物资、备件设备、运输工具及相关后勤服务在内的支持。对于地理位置远离“印太”核心区域的英国而言，能否藉助此类安排获得稳定、可预期的后勤支持，直接关乎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参与的深度与可持续性。正因如此，该协定成为英日双方将战略共识转化为实际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支点。
最为关键的是，英日两国于2023年签署的《互惠准入协定》（RAA）为两国在“印太”地区开展高频次、常态化的联合行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与程序保障。该协定对双方军队进入对方领土时的通行、驻留、训练及后勤保障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使得双方在开展联合演训、人道救援或紧急应对行动时，无需再就程序规则与权限范围反复磋商，从而显着缩短了行动准备周期与协调成本。
（三）推进以“印太”安全参与为导向的多军种联合演训
在军事实践层面，英日安全合作呈现出清晰的“印太”指向，相关活动主要围绕日本本土及其周边展开，旨在强化双方应对区域安全事务的实际能力与战略存在。
在陆上作战领域，英日两国以岛屿防御为核心，在日本本土开展常态化联合演训，旨在回应日本在周边海域争端中的现实战略需求。2018年10月，英国陆军部队与日本自卫队首次举行了代号为“警戒群岛”的联合训练。此后，该系列演训在部队协同层级上逐步提升，由最初以基础协同为主，发展为深度嵌入式训练的演练形式。
在海空联合作战层面，英日合作水平持续深化，逐步构建起以“印太”为核心的安全协作体系。2021年5月至12月，“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在“印太”部署期间，与日本自卫队及多国兵力共同实施了包括亚丁湾反海盗行动、冲绳以南海域战术互操作训练及“太平洋之冠21”多边联演在内的一系列演训。2025年4月至12月，以“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为核心的英国航母打击群再度赴“印太”地区执行部署任务。期间，英方协同美、澳、挪、西等盟国与日本在其周边水域组织开展了多场双边与多边海空联合演习，进行了包括一体化防空、远程打击及海上协同拦截在内的高端作战科目演练，旨在提升跨区域联合作战效能与战略威慑能力③。
二、英日关系安全化的结构性动因
英日关系安全化的“印太”指向，是两国在全球秩序重塑背景下共同推进战略调整的结果，其主要动因源于国际力量格局的调整、地区安全环境的重组与双方国家战略再定位需求三重因素的迭加与相互强化。
在国际力量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印太”地区正逐步成为重塑全球安全秩序的关键空间，英日关系的安全化转向亦在这一结构性变动中获得了清晰的战略指向。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国际关系民主化诉求持续上升，现行国际秩序在回应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合理关切方面显露出明显不足，亟须通过改革加以完善。而作为既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方，英国与日本在对国际规范、海洋秩序与多边机制的依赖程度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也因此对既有制度可能面临的冲击与重构保持高度敏感。正是在此背景下，“印太”地区被两国视为维护并塑造有利国际秩序的关键空间。一方面，该地区汇集了全球最为密集的海上交通通道、能源运输线路与关键产业链节点，是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枢纽；另一方面，“印太”同时也是大国战略竞争最为集中、规则博弈最为激烈的区域，其安全格局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态与走向④。
随着“印太”地区成为大国战略博弈持续升温、多重安全风险交织的关键区域，英日双方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日趋一致，为推动两国深化战略协作奠定了重要现实基础。对于地处“印太”地区核心地带的日本而言，“印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与其周边安全环境具有直接而紧密的关联。在其最新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中，日本政府明确指出，其周边安全环境正处于“战后以来最为严峻和复杂”的阶段，并将主要关切集中于所谓中国军事能力的持续提升及其在周边海域活动的增强、朝鲜在导弹及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以及俄罗斯在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及其与中国的联合演训等动向⑤。
对英国来说，尽管其并非地区国家，但由于历史渊源及长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与安全联系，该地区已被明确纳入其全球战略布局。首先，英国与“印太”地区经贸往来密切，区域安全与稳定直接关乎其对外贸易与经济运行。其次，超过百余万英国公民在该地区长期居留与工作，其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已成为英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部分。此外，英国还通过“五国联防”（FPDA）机制，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持长期防务协作，因而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承担一定责任⑥。同时，在地缘政治竞争、经贸安全与技术依赖等因素推动下，英国对华态度趋于审慎。在《综合评估更新版》中，英国提出更新对华方针，包括强化国家安全防护、深化盟友协作、保持有限建设性接触以及加大对华研究投入，以应对所谓“中国对国际秩序所构成的不断演变且具有时代决定性影响的挑战”⑦。
在国家战略层面，英日两国的角色再定位推动了双方在“印太”安全议题上的进一步趋同。对英国而言，“脱欧”削弱了其长期依托的欧洲一体化安全框架。为支撑“全球英国”战略，英国亟须通过积极且可见的安全行动，保持超越其实际体量的国际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日本凭藉其在亚太安全架构中的关键地位，为英国提供了以相对可控的政治成本融入区域安全网络的有效路径。对日本来说，引入具备较强军事能力与政治象征意义的欧洲伙伴，有助于为其推进安全政策“正常化”提供重要的外部支点与政治缓冲。在日本国内，军事正常化议题仍具有较高的政治与社会敏感性。若仅依赖强化美日同盟加以推进，易被批评为加深对美依附或走向军事冒进。相比之下，与英国开展高水平防务合作，则更容易被置于“多边安全合作”或“国际责任分担”的叙事框架之中，从而为其相关政策调整营造更为宽松的国内政治环境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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