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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伟星 |
放手且倾举国之力支持，可概括为中央对港政策的最显着特征。例如应对金融危机、抗击SARS、“个人游”、CEPA等，用“倾其所有”、“掏心掏肺”来形容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支持，一点都不夸张。
遗憾的是，多少年来，香港的管治精英们没能展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魄力和担当，欠缺理解中央政府意图、判断国际形势的政治能力。许多官员们的家国情怀、执政为民的理念也甚为薄弱。
邓小平当初拍板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就是以香港为窗口招商引资，说直白一点就是“师承香港”，从学徒做起。深圳多年来对香港这个大师傅只能“仰望”。
香港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确有令大陆“抄作业”的本钱。那些年，皇岗口岸开出来的香港货柜车川流不息，拎着皮包“跑马圈地”的港商多如过江之鲫。香港在1990年曾经占比中国GDP 20%，几乎超过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大省的总和。那是香港最黄金的岁月，也是港人自信心最“爆棚”的时候。
这个世界真是变化太快，多年来要仰仗港商鼻息承接“三来一补”订单的深圳，一个华丽转身已蜕变为中国硅谷，快得令许多港人未能反应过来。
“一国两制”的错误解读及深层次矛盾的爆发
二十多年来，香港各界对“一国两制”的阐释明显偏颇，过于强调两制，淡化一国。这是导致一国两制“变形走样”的最重要原因。也因此，香港没能把握与北京在上半场互相瞭解、互信共赢的良机，回归长逾十五年的良好开局被打乱。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国是根本，根深才能叶茂。
过去十年（包括第四和第五届的两名行政长官梁振英、林郑月娥的任期 ），由于许多深层次矛盾爆发（包括地产霸权、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紧缺、贫富悬殊超逾基尼系数警戒线、年轻一代渐失社会上升通道等）。
住屋之窘迫是港人永远的痛。记得林郑在2017年当选特首，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成立“土地供应专责小组”，转眼任期都快结束了，效果如何，市民有目共睹。根据房屋委员会的最新统计，公屋平均轮候时间超逾六年，创回归以来新高。董建华当年提出的“3年上楼”目标，经历数任特首，轮候时间翻倍，徒呼奈何。
香港是全世界最盛产超级富豪的地方，是按人口比例拥有最多劳斯莱斯的城市。前几年阿里巴巴的马云来香港“敲门”，在山顶的白加道花15 亿港币买了个房子，卖家是被誉为李嘉诚“军师”的袁天凡，折算成每平方米的价格是136 万。这个价格创下香港每平方米最贵、全球第二高的纪录。港府当时划出的贫穷线，是一人住户月入4,000元，二人住户9,000元。可见贫富之间，是天壤之别。
香港富豪们惊艳世界的这类壮举，多得不胜枚举，同样多的是草根阶层的滴滴辛酸泪和声色犬马背后的无声叹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璀璨辉煌，与油麻地深水埗土瓜湾的笼屋和劏房，同时存在。所以说香港是天堂与地狱并存的地方。
李克强总理5月底在北京会见候任特首李家超，强调要解决民生的“难点、痛点”，是为肺腑之言。
香港的政治动乱与西方势力
香港的嬗变，也与国际局势与大国博弈密切相关。从邓小平1980年代初实施改革开放直到21世纪大约前10年，美国基本上采取促使中国和平演变的政策，经贸合作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香港因而受惠。
眼见无法推动颜色革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开始感到不安。
为了化解历史上新兴强权与既有霸权的敌对竞争关系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2012年在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习近平9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以诚相见，与美国增加互信。遗憾的是，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政府及媒体舆论基本上抱持狐疑甚至敌视的态度。
香港因外国势力煽风点火进入急剧动荡时期，包括2014年的“占领中环”、2019年的“反送中”，与中美交恶的态势大致吻合。特别是从特朗普执政后期或拜登政府的粉墨登场，中美关系像自由落体一样飞坠。
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人文价值观的种种不同，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确有很大的认知差距(perception gap)。美国精英阶层内心深处一直存在“中国焦虑”（China Shock），不仅担心中国经济的规模，还担心其速度。换句话说，中国在国际舞台不知不觉之间从旁观者、参与者，转换成领跑者的角色。这让习惯了“独步全球”的美帝感到害怕，觉得这是在“养虎为患”，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战后是美国实力最强之时。经济上，它的GDP占到全球GDP的50%；它不仅军事力量最强大，在政治上的道德感召力、文化上的软实力都是公认的老大。换言之，整个世界秩序就是美国人设计的，几个主要大国虽然有份加入“董事会”，但山姆大叔“定于一尊”。
2018年中国GDP达到差不多12万亿多美元，美国是20万亿，在当今全球主要国家当中，超过10万亿GDP的国家只有两家，就是中美两强。冷战时期跟美国抗衡、中国尊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今天的俄罗斯，GDP体量相当于广东的珠三角。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美利坚在东亚历史最悠久的外交使团之一。2019年黑暴肆虐的前一年，美国总领馆高调庆祝成立175年，硬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处心积虑，路人皆知。
中美之间的贸易乃至综合国力，已经从量变来到质变的临界点。香港作为中国最自由开放的城市，未来仍可能遭受更大冲击。俄乌战争开打，西方抛出“经济核弹”，直接把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潜在的风险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一国两制”进入下半场的前赡
诚如习主席5月底在北京接见李家超时指出，香港尽管经历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取得的成功举世公认，中央落实“一国两制”决心从未动摇，更不会改变。
毋庸置疑，《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尤其是在政治、社会、教育、媒体领域。我们经常听到“这不再是我熟悉的香港”。无论从乐观还是感伤的角度理解这句话，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是一个事实，这也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巨变的必然结果。
展望未来，作为“一国两制”方针核心要义的“爱国者治港”，是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这一点很有强调的必要，因为在香港还有很多人听不明白，或者说听不进去。
但仅仅会喊口号而没有真才实学的爱国者，是无法实现良政善治的。北京学者田飞龙曾经撰文指中央需要爱国者贤能，而不是“忠诚废物”，话虽说得难听但非常中肯，在香港政圈引起相当大的震荡。夏宝龙也曾强调要选出“管治能力强的坚定爱国者”，这可视为未来管治团队大调整的征兆。
呼唤“管治能力强的爱国者”
按照李家超提出的三大施政方向，包括以结果为目标解决问题、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以及奠定香港发展的稳固基石，以前者最受关注。他说自己是一个务实的人，“一向相信做事除了要符合程序，更要以结果为目标”。这种做事风格，符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去年7月向香港管治者提出的要求，“不仅要想干事，还要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香港经过多年“占领中环”、“反送中”政治折腾，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急需处理的事可列出长长的清单。为政者，一定要急民之所急，坐言起行，重在落实。
举例说，新界土地产权的构成复杂，很多土地仍需规划，经过繁复的开发审批程序，还要考虑环评保育。但无论多么棘手，发展就是硬道理。把复杂事情简单化，还是把简单事情复杂化，是衡量任何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杆。
香港已经回归二十五年，“民心回归”工程依然艰巨。李家超不久前以“将会是一曲新的交响乐”来形容如果成功当选，新一届政府会以诚恳的态度走入社区倾听民意。希望他能做一个“全民特首”，弥合多年社会运动造成的撕裂，为香港市民找回以中华民族为根的国家认同和主体意识。
“一国两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优势
顾名思义，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把“特别”两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中国才有价值，对世界才有价值。
譬如，大湾区的规划，是香港自开埠以来首次参加中国的发展战略，也是香港回归之后“一国两制”的崭新实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四个中心城市十一个行政辖区，这是大湾区的基本盘。香港的传统产业优势正在收窄，与内地许多城市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发展瓶颈显而易见。大湾区要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协同”作为基本原则，对香港经济肯定是强大助力。
所以有很多有识之士认为，这可能是香港再铸辉煌的最后机会。如果不好好把握，香港“被边缘化”为二三流城市，不是耸人听闻之说。
“同为香港开新篇”，是李家超的竞选口号，何尝不是香港公众的殷切期盼？李家超是“一国两制”昂然迈进下半场的第一任特首。希望他和他的团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脚踏实地，带领香港砥砺前行。亦祝愿新一届特区政府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三大中心地位。
胡伟星：香港25年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回归25年来，我觉得香港取得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概况讲三点。第一，过去25年香港的繁荣稳定得到保持。香港过去25年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依然保持住她的繁荣稳定，保持住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统稳健、资本自由流动、人才资源丰富、法治环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当然，这都得益于祖国的强有力支持，每当困难时刻香港都会得到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使香港能够挺过难关、继续前进。
第二，过去25年香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经济曾经是“亚洲四小龙”，靠着上个世纪70、80年代亚洲经济起飞的带动，崛起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枢纽。但是几十年过去，地区和全球经济环境早就时过境迁，香港的优势不再，需要重新定位。过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时候，有悲观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向何处行。最近十几年，香港逐渐找到自己的定位，这就是要背靠祖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香港才能保持自己发展的动力和可持续性。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出台后，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香港与内地联系越来越紧密，公路铁路网、通关设施更方便，香港与大湾区城市“一小时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使“软联通”进一步深化，香港今后发展前景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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