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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耀（图片来源：会议截图） |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会长华盛顿州中国交流理事长柯白认为地方合作大有可为，动力很强，创造性突出，但同时存在一些巨大的挑战。首先在关于公共外交的定义上，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的不对称，中国的公共外交以及一些地方举措要嵌入到国家层面的政治政策和目标当中，地方不能脱离中央意见，自行其是，而在美国，州政府则不需要征求联邦参议院的意见。另外，当下公共外交中缺乏倾听，公共外交要去倾听想结交、想影响的人，听见他们所思所想所说，必须要足够地了解对方。美国现在正处于巨大的政治浪潮当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想与中国为敌，中国应当避免卷入美国的政治风波当中。柯白还强调了美籍华人的利益问题，美国政治风波甚嚣尘上，华人所受的损失是最大的，因此在进行公共外交、地方交流之时要把他们融入进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青主要讨论美国国内经济政策议程与中美经贸合作问题。他认为美国现在的这些经济政策可用两个词概括：一是以劳工为中心，即美国国内的所谓的包容性增长政策，二是以中国为中心，瞄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其中包括良性竞争与一些恶性竞争。这两个政策导向分别有其各自的根源和表现，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同的中美合作的机遇和挑战。美国以劳工为中心的政策根源是在于国内的深度分裂，包括由于收入分配的话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分裂，经济停滞所导致的种族的分裂，以及持续多年的表现为党政计划的政治分裂。政策的内容简单总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限高，也就是通过税收来限制高收入人群和大企业的收入，另外一个其实是提低，扶持中低收入的人群。美国当前的对华经贸政策使得以劳工为中心的政策目标处于两难的境地。美国应认真思考调整对华的关税政策。第一，关于就业，直观来看美国设置的贸易壁垒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政策，关税短期来看保护了那些直接被保护的行业就业，但忽视了其对美国的上下游产业的损害，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的就业效应。第二，关税对美国就业的直接保护非常有限，因为美国制造业比重非常低，只占GDP的11%，而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即关税的保护面非常小，因此美国通过对华加征关税来保护制造业的就业的效果很弱，这一点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反覆确认。
肯塔基州商务厅前厅长艾伦·柏思利认为对中美合作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认为市场可以克服政治方面的困难。中美互惠互利，中国的成功和繁荣是符合美国利益的。2019年5月在肯塔基州举办了美国州省长峰会，即使当时中美之间局势紧张，但在地方合作上的意愿依然十分强烈。而在具体合作领域，最近中国宣布了马术和马业发展的5年计划，而肯塔基州在这些方面有优势，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其雄心。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有责任通过合作保证后代拥有更美好的世界。同时要推进人权与发展经济并举，解决困难并非易事，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肖耿认为中美之间在个人、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层面的交流合作非常正面，媒体夸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美在经贸领域，人员和企业领域优势互补。中国在疫情期间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物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对美国的低收入的人群来讲，在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维持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中国为美国的高科技领域提供了许多优秀人才，美国也在教育领域对中国给予帮助。中美之间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两国都有一些不安全感，也有些不理解，在国家安全还有外交领域不打不相识，分歧可以增进理解，但是最关键的是在个人企业和地方领域，应当给予探索与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全球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认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中美关系也是地方的，他从历史角度回顾了中美友好省州的发展，并指出过去40多年的省州地方交流中存在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省州地方交流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是基石，是增长点、推动力。第二，省州地方交流从低政治领域向高政治领域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贸领域，在反恐、减灾、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管理、污染治理，甚至城市规划都展开合作，扩展省州交流的议程，也影响着两个国家的议程。第三，截至目前中美省州地方之间的交流，在分布上仍然存在一些这种不均衡的、不对称的情况。基于这些特点，有一些可行的建议。第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支撑，扩展省州地方交流，在经贸合作上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第二，以文化交流为抓手，提升省州交流的互相吸引。第三个方面，以人民的参与为主线，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城市外交的最基本的内核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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