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对好制度属性做了强化拓展论证：其一，对“一国两制”作出总体性的制度评价，即“具有显着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这是由澳门回归25周年的成功经验证明了的；其二，对好制度属性进行“三层次”的递进强化论证，具体是指“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以及“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在上述论证中，港澳本身的繁荣稳定继续作为好制度的规范性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被拓展为内外两个面向，即内向维度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与外向维度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就将“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国家战略与哲学紧密结合起来了，赋予了“一国两制”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元素。特别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将“一国两制”的深层次初心与理想规范表达出来，即“一国两制”不仅指向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还指向了人类和平发展与去冷战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从而指向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塑造。这里作为好制度规范内涵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与习主席接着讲到的“一国两制”的普遍价值理念是直接相关的。这说明，“好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在于“普遍价值”。
关于“普遍价值论”，更是习主席澳门讲话的精髓所在。习近平主席澳门讲话的最大亮点与特色在于对“一国两制”价值理念的精辟概括，即“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幷认为这些价值理念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里表达的是“一国两制”的价值普遍主义或普遍价值论，是从哲学层面对“一国两制”的规范性阐释与论证，是“一国两制”理论体系的原理性推进。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或规范价值，在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中已有思想渊源和一定的政策阐释，主要包括：其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两大价值框架内思考“一国两制”的制度与政策价值，“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以和平发展原则谋划内政外交大战略格局的一部分，且属于发展杠杆的部分；其二，在香港基本法的意义阐述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这部法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所以，“一国两制”的政策化、法律化及其哲学上的规范理解，绝不仅仅限于中国自身，而涉及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互动以及整个人类和平发展的前途问题，所以必然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邓小平论述为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国两制”的普遍价值论做了重要的思想与政策铺垫，而习主席的普遍价值论立足新时代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与哲学高度，进行了创新性的阐述和理论构建，是“一国两制”理论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到，“一国两制”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在价值来源与哲学方法论上受到如下因素影响：其一，中华文明突出特性⑧，特别是其中的“包容性”与“和平性”，这表明“一国两制”在根本价值上来源于中华文明；其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⑨，即“一切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包含“共享”（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这是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一国两制”的深层初心与此相关；其三，改革开放的政治哲学与价值取向，即对于“开放”价值的规范性认同及通过开放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战略思考与制度安排；其四，“一国两制”的价值理念及其实践，进一步验证了“两个结合”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合理性与理论创新意义，“一国两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制度成果，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普遍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的普遍价值论，“一国两制”与新时代以来提出和实践的“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大战略具有高度的价值契合性和制度关联性。“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谱写新篇章，就需要从基本价值层面将“一国两制”与上述国家大战略深度会通和关联，促进“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自觉及其法理体系、制度体系与文化体系的丰富发展。
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与横琴制度创新
“一国两制”是国家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杠杆”，无论是中央全面管治权还是特区高度自治权，其根本的制度伦理都在于保障和促进港澳之“发展杠杆”的高效率延续和优化，即以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作为国家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杠杆动力。这是“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的内核要素，也是高度自治在国家宪法秩序上的正当化理据。
对澳门而言，发展同样是硬道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回归以来长期讨论和试图突破的发展瓶颈⑩。这一瓶颈不仅限制了澳门经济产业的多元化与国际化，更是对澳门促进国家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具体杠杆动力和效用造成不利影响，因而是澳门自身与国家需要凝聚共识力量共同克服的结构性难题。从澳门市民社会或一般政府官僚来看，这样的经济结构困境与其日常生活似乎关联或影响不大，故寻求改革的意愿和能力之激发仍需要找到合理方法。但对于“一国两制”初心、爱国者治澳的建设目标与中央对澳门杠杆的战略预期而言，这一瓶颈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瓶颈，必须全力突破。
在习近平主席的25周年讲话中，“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位列“4点希望”的首位，是中央最关心的澳门新篇章的“首章”，其与横琴改革紧密相关，将横琴作为突破这一瓶颈、建设澳门新经济与新管治的核心抓手，将横琴作为“一国两制”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的制度杠杆。习近平主席指出：其一，发展新产业，即澳门必须“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其二，打造新横琴，即澳门要“推动实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澳门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各类要素跨境流动高效便捷”，幷要求横琴改革始终聚焦中央的初心与战略定位，即“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不能偏离上述定位、造成国家战略落空；其三，发挥带动效应，即澳门要“瞄准重点领域，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打造一批标志性、有带动效应的工程和项目”；其四，面向大湾区和国际化，即澳门“要积极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整合优质资源，深化协同发展。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大力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上述讲话内容既从政策意义上回应了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与港澳角色的论述，也从“一国两制”融合发展意义上对横琴改革提出国家期待与政策指引。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横琴改革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标杆与破冰意义，亲自谋划部署幷视察指导横琴发展。从国家战略与政策范畴来看，横琴改革属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改革的组成部分，但又具有显着的个性与特色，即在“一国两制”融合发展方面走在了中央授权与制度创新的前列，承载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探索与制度实验的重任。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顶层战略，是“一国两制”融合发展与新全球化探索的前沿战略，其中“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以及“河套方案”均属于推动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战略“子引擎”。比较而言，“前海方案”聚焦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做大做强以及相应的制度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塑造，“南沙方案”是综合性面向港澳与内地的改革方案，“河套方案”是以港深高科技合作发展为主题的跨境合作方案。而以横琴为载体的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方案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性增长、共同治理架构以及特色产业发展层面着墨颇重，用意深远，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融入发展的前所未有之战略机遇和政策空间，也是国家推进大湾区战略突破和制度创新的关键承载之一。粤澳深度合作区催生了制度、政策、产业与社会文化的整体协同的改革“深度”，开辟了“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新境界。
“横琴方案”对澳门产业多元化、创新发展以及为居民就业、创业提供更多选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空间，是粤澳合作共赢及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优良方案。依赖深度合作区相关制度、政策、产业、项目及人才计划的配套落地，澳门社会的管治能力、规划能力、经济创新思维、制度合作能力、教育水平、人才梯队以及爱国爱澳社会政治基础等都将得到结构性拓展。这一改革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索“一国两制”澳门经验的全新增长点和制度化空间，形成更加严谨与富有活力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习近平主席澳门讲话对澳门发展特别是横琴发展的战略期待，是有充分的实践基础与政策依据的，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新篇章的最大特色和最有效增量。
五、面向民族复兴与新全球化的澳门发展前景
中共二十大确认“一国两制”长期坚持，提出了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及加速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目标与路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及发挥港澳在对外开放中的更好作用。习近平主席的澳门讲话进一步聚焦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与国家发展大局，提出澳门“一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这些前后连续且日益明确化的政策论述，为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新篇章规划和指引了清晰蓝图及路径。
在新时代“一国两制”丰富发展与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国家是主场，港澳继续承担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杠杆作用，而粤港澳大湾区是融合发展的战略承载，新全球化则成为港澳与内地融合发展的综合性外部目标及实践指向。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可以做大做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及中国式现代化，幷对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起到引领作用。这是港澳的新时代使命与角色。
澳门回归25周年，成就有目共睹，发展方向日益清晰，澳门特色“一国两制”走向新阶段，其基本特征展现为：其一，国家权力的决定性进场，“一国”不再虚化和虚置，而是活生生的政治存在和权力现实，“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及具有穿透力、整合力，中央港澳办监督问责更为全面深入；其二，反中乱澳势力遭受更严格的制度防范，澳门民主法治体系更为健全，国家安全与管治权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三，外部干预和制裁尚不显着，但存在苗头和隐患，对反制性制度有一定需求，需有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和准备；其四，爱国者政治地位和利益获得较为完整的制度性保护，融入发展更深刻展开，全球化发展挑战压力较大，管治体系的贤能治理能力短板更加凸显，需予补救和发展；其五、香港国安法、新选制、23条立法继续对澳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起到直接推动和借鉴作用，港澳互鉴及良性合作展现新气象；其六，融合发展与新全球化的辩证统一成为新阶段的港澳主旋律，也是澳门发展需予遵循的双向法则和基本规律。
在澳门未来发展中，爱国者治澳的社会政治基础继续巩固深化幷对融合发展起到稳定支撑作用，中央支持澳门融合发展与全球化发展的平衡立场与强大政策力度不会改变，但澳门发展面临的可能制约因素也需要客观看待和应对，举其要者至少包括澳门管治体系与管治能力现代化问题、澳门产业基础多元化与支撑协调问题、澳门教育水平与科学研究对发展的支撑问题、澳门全球化水平与层次升级问题、横琴粤澳合作型管治架构的政策与人事协调问题、横琴营商环境与人才政策的竞争优势问题、“新澳门”与“传统澳门”的结构性张力与平衡问题、港澳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竞争合作问题以及外部干预制裁的反制能力问题。这些问题来自历史、制度和政策环境，需要澳门特区政府、澳门社会在依靠中央支持的条件下聚焦研究解决，从而进一步提升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深度与质量以及澳门国际化互联互通的维度与成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稳健发展与中央坚定支持下，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以及对民族复兴与新全球化作出独特贡献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法理与实践研究”（2024-GMB-050）。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0日）”，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3813.htm，2025年2月4日访问。
②参见余永跃：“‘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载《人民论坛》2024年第23期。
③参见田飞龙：“全面管治权与中央港澳领导体制的制度优化”，载《大公报》（香港）2025年2月15日。
④参见吴志良：“全面构建‘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载吴志良：《何以澳门》，文化公所/澳门启元出版社2024年版，第357-363页。
⑤对“一国两制”战略意义的分析，参见许崇德：“论‘一国两制’对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2期。
⑥参见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⑦香港制度之变是最好例证，参见田飞龙：《香港新秩序：国安与民主的双重变奏》，香港橙新闻出版社2021年版。
⑧参见李国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夯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⑨参见桑明旭：“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载《求索》2022年第5期。
⑩参见锺韵、洪铠邦：“回归25年来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回顾与检验”，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3月号，总第327期，P26-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