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看来，学历作为一种符号，既说明了学识的程度，也说明拼搏精神。“据我了解，‘第一学历’作为用人选人标准最早从新加坡开始，但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教育发展相对均衡，而我国城乡差异大，城市学生拥有较优越的基础教育条件，且容易通过强化训练获得应试优势，而这些对于同样努力程度的农村学生十分不利。”
“我想，一个正常社会的发展应是包容的，具有很多个性的评价，而不应窄化为一个‘门槛’。社会用人选人机制应当让每个人都有前进动力，过于强调高考等某一阶段评价相当于把评价维度‘固化’了。”马陆亭说。
“我认为揪住第一学历不放，是劳动市场上用人单位不够成熟的表现”，王建民向记者表示，“这只能反映用人单位没有把真正价值创造当作评价标准。如华为等知名企业，并没有着眼于海归、名校的牌子，而是着眼于其创造价值的潜力。家喻户晓的数学家华罗庚、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并没有拥有很高的学历起点，照样做出了世人认可的成就。所以不能简单用第一学历评价人才。”
3.抵制歧视、扭转风气，人才评价要向结果和价值导向转变
“高校、科研机构需要人才具有相关领域深厚的基础，但也应该看到，人才是‘发展中的’。”王建民分析，一个人的成功，学历起点也许是一方面，但也不能否定人的意志品质、长期坚持。所以，真正的标准应该交给社会，真正着眼于人才的价值。“其实用人单位应该反问自身，究竟要什么样的人才？究竟要为单位带来什么？而不能‘为用人而用人’‘打牌子、撑面子’。”
“将第一学历作为简单筛选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懒政’。”马陆亭表示，“一些相对条件好、受应聘者青睐的单位自恃筛选余地大，看第一学历是‘省时省力’的方法，所以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这种风气，而这也折射了我国目前从‘文凭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的转型‘阵痛’，”马陆亭分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过大众化、普及化两道关口，人力资源储备愈发丰富。但从“文凭社会”走向看重实际能力的“能力社会”，仍要面对思想、观念的跨越和转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