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内化的仇恨心理：韩国式心理分裂现象
我们对民主怀有一种悠久的幻想，即认为民主充满道德、伦理与包容，并以此为基础运作。然而，实际上，民主内在藴藏着仇恨的种子，这种仇恨经常会引发剧烈的冲突。④这种倾向在韩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参与仇恨的人群心理。保守势力大多由展现出攻击性倾向的老年人构成，其处境与心理状态如下：首先，他们对失去既得利益怀有深深的恐惧与愤怒。在快速的社会变化中，他们认为自己是战争与工业化时代的牺牲品，但未能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可，因此积累了强烈的愤怒。其次，他们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爱国者”，试图通过排斥威胁国家的进步派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此外，通过YouTube等新兴媒体，这些人内化了确认偏误，并与他人共享仇恨情绪，从而强化了归属感与团结力。因此，这些人的仇恨情绪是一种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不平等与代际差距中试图化解日常化疏离感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他们仇恨情绪令人畏惧的根源。而分断体制则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韩国老年群体的孤立问题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进步阵营也未能完全摆脱仇恨政治的束缚。进步派认为，保守派的亲美与亲日倾向是殖民遗留问题未能清算的结果。因此，他们将保守派贬低为“卖国贼”或“守旧势力”，甚至视其为拒絶改变的“积弊”或歧视社会弱势群体的“仇恨主义者”。从进步阵营的态度中，可以发现几个心理特征。首先，进步派基于其终结军部独裁幷引领民主化的自豪感，拥有一定的道德优越感。在进步派眼中，保守派是怀念权威主义时代或容忍独裁的人，甚至认为保守派可以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人权、平等与正义。对于重视社会不平等、人权、环境、性别与少数群体等多样改革议题的进步派而言，保守派被视为忽视这些价值，甚至对社会弱势群体残酷的势力。此外，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独裁时期的进步主义者，由于军队或警察暴力的创伤，对公权力的动员表现出高度敏感。这种经验可能正是他们在听闻尹锡悦宣布戒严令时迅速赶往国会的动力。
从客观角度来看，进步派的议题与价值具有充分意义，但在实现这些价值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力量处于劣势，他们难以拥有包容反对意见的余地。这一局限使进步派被批评为独断或缺乏包容力。尽管包容力的程度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政治与经济力量薄弱的群体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若选择妥协，可能直接导致价值的放弃。这正是进步派所面临的核心困境。
三、韩国民主主义的制度性不稳定性
1.“87体制”与民主主义：归于代议民主的参与民主
韩国的民主主义通过“六月抗争”确立了“87体制”。以总统直选制为核心的第六共和国已经延续了38年，并完成了5次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平稳政权交接。这为韩国程序性民主的相对稳定性提供了评价依据。然而，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令这一意外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一体制的脆弱性。同时，在野党议员于深夜聚集，仅用两个小时便撤销了戒严令，这也证明了制度赋予的力量和程序的重要性。
“六月抗争”中，学生与劳动者发挥了引领作用，而广大市民则广泛参与其中。然而，由于抗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直选制并设计防止独裁政权出现的制度，普通市民未能作为主体参与新制度的设计。最终，由执政党与在野党8名代表达成了以总统直选制与国会议员小选区制(每个选区选出一人)为基础的“87体制”。因此，“87体制”未能聚焦于民主发展的宏观目标，同时也存在民主化推动力量未能作为实质性主体参与的局限。这种局限与“四一九革命”的政治过程相似。不过，“87体制”继1948年制宪宪法后，是第二次通过主要政治力量间的协商形成的宪政体制，⑤因此可以说是韩国政治史上维持时间最长的体制。
2.亟待改善的选举制度：小选区制与地域主义的桎梏
现阶段，必须评估“87体制”的政治效用，并探讨是否需要引入适应变化社会的新制度。本文将重点分析韩国政党的功能与小选区制结合地域主义时的问题。通常，评估民主质量的四大标准包括选举制度的完整性、纵向责任、横向责任与法治。⑥现实中并不一定如此，民主化后，韩国政党无论其实际能力如何，都被国民寄予厚望，视之为社会议题的设定者和问题的解决者。因此，国民通过定期向政党投票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倾向于避免对不满进行直接抗议。这表明代议民主在削弱国民革命性方面具有制度性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稳定，这正是所谓的“民主悖论”。但这种政党政治掩盖了资本与政治家通过构建卡特尔长期垄断“既得利益”的体制。这是程序性民主的陷阱之一。
韩国的政党尤其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第一个原因在于，作为意识形态政党，其寿命往往过于短暂，难以体现自身的身份特征。在选举期间，通过频繁的合并与分裂更换党名的现象尤为明显。1987年民主化后，登记于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113个政党的平均寿命仅为44个月，这一数据鲜明地体现了这一问题。其次，小选区制与地域主义的强烈结合也是关键原因之一。小选区制与地域主义如同硬币的两面，限制了选拔有能力且新颖的候选人的机会。结果，许多地区代表并未履行责任，而是沉迷于享受国会议员的地位，成为“政治享乐主义者”，并从事“封建领主式政治”。因为依赖地域主义，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落选的定律已经根深蒂固。以支持尹锡悦戒严令的议员的选区分布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制度如何拉大国民舆论与议员行为之间的鸿沟。第三，小选区制与地域主义的结合巩固了实质上的两党制，使得接纳社会多样性需求的能力非常有限。尽管两党制有利于与总统制相适应并促进政治稳定，但对少数党派极为不利。韩国至今未有任何第三党成功崛起，便是明证。
3.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国家机构间水平问责性的薄弱
民主制度是一种基于问责性来控制权力的系统。垂直问责性通过选民的投票来追究民选公职人员的责任，这一系统的运行需要以公民的自主性为前提。然而，实行五年单任制的韩国，总统对国民的问责性较弱。由于无需考虑连任压力，总统常常放弃责任政治，甚至忽视对国民的义务。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造成304人死亡时，朴槿惠的态度，以及2022年“梨泰院万圣节踩踏事件”导致159人死亡时尹锡悦的表现，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针对梨泰院事件，政府没有做出任何道歉，负责部门的行政安全部长仍保留职位，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与此同时，政党也依赖地域主义，未能履行责任政治的义务。它们的行动仅限于针对支持率相近的首都圈选民进行投票策略和政策制定，而非着眼于国家整体发展。如同“一个国家的政治水平反映了其公民的水平”这句话所说，如果韩国选民无法摆脱地域主义，责任政治的实现将依然遥不可及。
为了民主制度要切实运作，必须确保三权分立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制衡体系正常发挥作用。尤其是由国民授予权力的两个机构——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体系的运作至关重要。韩国总统被称为拥有帝王式权力，权力极大，但历届总统却抱怨国会的权力过于强大，导致无法顺利推进国政。事实上，韩国的大部分时期由少数党总统执政，仅朴槿惠与文在寅时期执政党占据多数。这表明，朝野合作以及总统与国会的协商对于国家治理至关重要。然而，历届总统大多缺乏与国会合作的意愿，而是通过行政命令（“施行令”）来推行政策。这种“施行令政治”以及无视国会的倾向，在尹锡悦政府期间达到了顶峰。其原因不仅在于尹锡悦个人对国会与政治的不信任，还包括他在历届总统选举中以最微弱的0.73%的差距当选，同时执政党议员仅有108人，却面对拥有192席的庞大在野党。因此，尹锡悦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统治而非政治，其最终且灾难性的结果便是戒严令的颁布。
此外，尹锡悦是对国会通过法律行使否决权最多的总统。他在执政前半段的两年六个月内行使了24次否决权，占1987年民主化以来历届总统否决权总数（40次）的60%。金泳三、金大中和文在寅任期内未曾行使过一次否决权。金泳三与金大中在少数执政党情况下，与国会保持了相对融洽的关系，而文在寅由于拥有执政党絶对多数支持，未有行使否决权的必要性。相比之下，尹锡悦在短短半个任期内滥用否决权，可以认为他缺乏与国会共存共荣的意愿。
另一方面，民主且公正的权力机构运作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权力集中的总统往往动用行政部门的机构清除政治对手，或压制公民自由。在这一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政治介入成为韩国民主主义中最黑暗的一面，同时也是不公正的典型案例。在军政独裁时期，国军保安司曾控制检察机关，但在民主化后，随着军方影响力的消退，检察机关开始滥用权力。这种因民主主义而增强的检察权力反过来压制民主，形成了一种讽刺的局面。甚至连金融监管委员会主席这样的专业职位也由检察出身者担任，展示出从政治角度处理经济问题的压迫性。结果，韩国逐渐从以公平为基础的“法治”（Rule of Law）社会，蜕变为以偏见和专断为特征的“法制”（Rule by Law）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尹锡悦通过“检察政治”导致韩国政治消失，仅剩基于制度性暴力的统治。针对检察机关的滥权，拥有多数席位的在野党试图通过《检察厅法》取消其搜查权，仅保留起诉权。在当前危机中，检察机关为维护自身存在价值，从对尹锡悦的忠诚立场转向积极搜查其戒严令事件。这表明，尹锡悦下台后，检察改革将再次成为韩国最炙手可热的政治议题。
四、尹锡悦的戒严令与军方的应对
我们曾经相信，自金泳三总统解散“一心会”以来，军方将不再干预政治，并以韩国不会再出现制度性民主倒退为傲。然而，2012年朴槿惠当选总统期间，国军网络司令部（COC）与国家情报院（NIS）合作操控网络评论部队的事实被揭露，令人震惊。这是军方干预政治的明显案例，但朴槿惠当选总统后未采取任何制约措施，反而在她当选后，被控指使国军机务司令部（DSC）司令官赵显天起草“戒严文件”。起草此文件的相关责任人在文在寅上台后逃往美国，而当尹锡悦当选总统后，他返回韩国且未受到任何惩罚。文在寅政府本应根据《引渡犯罪人条约》与美国合作逮捕此犯罪者，但其未采取积极的追究行动。在军政独裁记忆犹新的韩国，政府这种消极的态度被认为助长了军方的野心。
尹锡悦准备戒严的过程中，军方的政治干预野心全面暴露。国军防谍司令部（DCC）司令官吕仁亨在戒严准备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程度超出了市民的预料。在数月的准备过程中，军方通过向平壤派遣无人机、大规模炮击训练等方式蓄意挑衅朝鲜。此外，更令人震惊的是，军方利用陆军情报部队（HID）在国内引发暴乱，以此为藉口宣布戒严令。同时，尹锡悦曾试图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派遣大量情报司令部人员，逮捕负责选举管理的公务员。据悉，他们真心相信关于朝鲜和中国干预韩国选举并篡改结果的謡言。这一点，与派遣特种部队试图占领国会的事实一起，被充分引用为尹锡悦戒严令构成“内乱”的证据。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包括陆军参谋总长、防谍司令官、首都警备司令官、特战司令官、情报司令官和地上作战司令官等韩国军方核心指挥层均积极参与了此次“内乱”。更甚者，曾任情报司令的民间人士竟指挥现役将军准备戒严令，显示了军队指挥系统的严重崩塌。虽然尚未完全查明，但据推测，下属部队的许多军官也参与了戒严准备。这表明，在韩国文官统治推行30多年后，军方的政治干预野心再次全面显现。然而，对于此次戒严事件是文官统治的失败，还是军方被反共、亲美意识形态武装的总统动员的结果，尚难以定论。即便如此，军方最高指挥层无人反抗非法戒严令的事实将成为韩国军事史上令人羞愧的一页。
五、为变革提出的建议
韩国民主的发展已获得国内外高度评价，然而，我们需要正视“有缺陷的民主”这一冷静批评。韩国民主的特点在于直接民主曾多次改变历史进程，而代议民主通过制度化提升了稳定性。然而，充满政治热情的韩国社会，仍未解决仇恨政治与包容力不足的问题。在结构层面，分断体制的强化与新自由主义后遗症逐步显现；在文化层面，社会弥漫的仇恨情绪使合作与妥协的空间更加有限。
韩国社会当前正面临严重危机。民主化以来，仅三位卸任总统得以正常生活，这足以说明韩国政治的不稳定性。即使尹锡悦被罢免，李在明当选，社会矛盾也不会有所缓解。因此，在这样的危机局面下，各方必须携手合作，寻找新的出路。危机既是改革的起点，也可以成为转折的契机。本研究提出的建议虽非全新，但希望能为突破当前困境提供参考。
在制度层面，应推动以下实践：第一，应提高政党得票制的比例，使国会更能代表社会多样性，从而改善当前实质性两党制的选举制度。第二，克服地域主义，增加比例代表制的比例，促进少数政党及多样化专家进入国会。第三，引入决选投票制，促成政党间的合作与联合。因为现行的简单多数制基于胜者全得原则，助长了派系间的冲突、支持者的分裂以及仇恨政治。
在社会与文化层面，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颁布《反歧视法》，通过法律制裁仇恨行为。第二， 应修改《媒体调解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加大对散布謡言和煽动仇恨的媒体的处罚力度。第三，建立社会共识机构，以解决社会不平等并推动全面的社会改造运动。第四，从小学起加强多样性与包容教育，同时更加积极地推进公民教育。此外，社会团体应向政界施加压力，以促成能够化解报复心理的社会性大妥协的政治共识。
注释：
①Kim Yong-cheol, (2020),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and Korean Democracy: Is It a ‘Good’ Democracy?, Memory & Future Vision, No.42, p59.
②Kim Jeon-in, (2013), Establishment of Korean Modern Democratic Tradition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History & Reality, No.87, p202.
③Kang Woo-jin, (2017), The 1987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2017 Citizen R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n Democracy, The Community For The Korean Political Studies, No.10(1), p79.
④Lee Kyung-won, (2021), Emotional Democracy, The Democracy after the Candlelight, p165.
⑤Cheon Kwang-seok, (2006), Democracy in the constitutional law of 1987, Korean Constitutional Law Asscciation. No.12(2), p205.
⑥Yu, Kyungha, (2022), The Korea Association of Yeolin Education, No.30(4), p163.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2月号，总第326期，P12-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