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战维度上，“原子弹决定论”“美援决定论”等盛行。前者认为美国投放原子弹“直接终结了”太平洋战争，刻意忽视中国战场长期抵抗日军的巨大作用；后者无视中国抗战的自主性与战略韧性，贬损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同时极力夸大美国签署《租借法案》为同盟国提供物质支持等外援的成效。
冷战后期，伴随着东西方对抗格局松动和中美关系回暖，部分解密档案为二战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中心论”等叙事提出质疑并进行微调。然而，相关修正仅仅流于表面，未能真正正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核心地位。
一方面是对中国战场的贡献进行了初步肯定。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家档案馆等机构陆续解密系列原始档案，揭示了中国战场的部分真实图景。战争期间美军观察组的报告曾明确指出，“七年来，中国军队成功牵制了侵华日军主力，并在华北地区顽强抗击日军大规模进攻，有力保卫了广大敌后根据地。”档案还显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有效牵制日军，更在情报收集等领域为盟军提供了关键支援。随着一手资料的持续公开，美国历史学者劳埃德·李在其《全球二战史》中驳斥了将中国战场视为“地区冲突”的谬论。英国军事史学者安德鲁·罗伯茨承认中国牵制了日本一半的军事力量，为盟军获胜作出“极具意义的贡献”。
另一方面是此类修正仍存在根本性、结构性局限。在美国学界的叙事中，关于战争起点问题，“1939年起点论”仍是难以撼动的主流；在战略定位上，中国战场总体上仍被视为太平洋战争的“附属品”，其独立性未获认可。例如，美国历史学者格哈特·温伯格虽承认中国的“消耗性牵制”作用，却认为这种作用“未对太平洋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矛盾性反映了美国学界的深层困境：既无法完全罔顾史实，又难以摆脱意识形态惯性，最终形成了“承认部分贡献却矮化整体地位”的折中叙事。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史观的兴起曾推动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形成更为客观的认知。例如，美国佛蒙特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安德鲁·N·布坎南在《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一书中认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标志着二战的爆发，中国战场是二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至关重要。然而，随着近年来对华疑虑加剧，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陷入战略焦虑的美国学界开始了愈演愈烈的“历史重构”，并形成了一套贬低中国贡献的“新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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