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讨论与思考
本文从“大两岸”的分析视角出发，在两岸关系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中美形象认知差”的概念，旨在将美国因素纳入到台湾的中国大陆形象研究框架，进而在民意层面探索“大两岸”（中美关系）如何影响“小两岸”（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路径。通过对亚洲风向标第五轮（2018-2020）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的积极认知要略低于对美国形象的积极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前学者的结论一致，即当前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存在较多的误解和负面印象。〔12〕
除此外，本文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负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男性通常更关注政治新闻，而女性更多关注经济、旅游等新闻门类。〔13〕由于两岸意识形态和制度化水平的差异，政治类新闻相比于非政治类新闻可能更容易让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产生负面认知。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正面认知中国大陆形象，同时不认可美国形象，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人更少受“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自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民进党当局奉行“台独”政策，在文化上积极推动“去中国化”，如倡导“台语”教学、修改历史教科书。〔14〕因此，在“去中国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缺乏客观正确的瞭解，他们更容易形成对中国大陆的负面认知。
更重要的是，本文还对“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媒体使用和经济状况感知。首先，不同类型的媒体使用对中美形象认知差存在不同影响。有趣的是，尽管一般认为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是台湾民众接触大陆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但本文发现它们对中美形象认知差幷不存在显着效用。可能是因为台湾民众在从传统媒体上获取关于中国大陆的信息时，也有类似的机会获取关于美国的信息。在传统媒体中，电视是台湾民众获取大陆信息的最主要媒介。然而，本文发现电视对中美形象认知差存在负向作用，即电视在报道中国大陆和美国新闻时，可能更多地负面呈现与中国大陆相关的内容，或者更正面地报道美国。根据陈飞宝和吴雪芬的研究，民进党上台后，不断“绿化”台湾的公私营媒体（如通过人事任命控制公营媒体，以银行信贷、广告经费、政府预算控制民营媒体），强化“台独”宣传。〔15〕可见，虽然传统媒体是当前台湾民众瞭解大陆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但该媒体使用行为幷不能促进他们对中国大陆形象的正面认知。
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使用能够显着地增加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形象的正面认知，幷同时减少他们对美国形象的认可。究其原因，互联网是传统媒体之外的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media）。〔16〕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审核和过滤水平远比传统媒体低，新闻信息能够相对自由地流动，给多元化话语提供了生存空间。幷且，相较于传统媒体的被动新闻消费及其塑造的刻板大陆形象，用户在互联网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新闻消费行为（selective exposure），可以自主地搜索相关的信息，作进一步的理解和消费，这使得用户更容易接触到有利于中国大陆形象的观点，从而形成积极认知。此外，传统的国际传播活动长期被西方国家所把控，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电视和电影。然而，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西方的话语权受到挑战，西方传统媒体对全球信息流动的控制也在减弱，与美国相关的负面信息更容易在互联网上得到传播和消费。因而，互联网使用越多，台湾民众越容易认可中国大陆的形象，同时越不认可美国的形象。
其次，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另一影响因素是经济状况感知，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和社会经济状况感知。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中美形象认知差不存在显著作用，但是社会经济状况感知的效用具有显着性。台湾民众感知到的社会经济状况越良好，越趋向于负面认知中国大陆形象，幷正面认知美国形象。当民众感知到社会经济状况较好时，可能会趋向于降低大陆市场对台湾重要性的判断。根据相对满意理论（relative gratification theory），当人们将自己所属的群体与另一群体进行对比，且感知到己方更有优势时，会产生相对满意的情绪。〔17〕当人们对己方群体相对满意时，则会对处于劣势的外部群体产生更多的偏见和歧视。〔18〕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当人们处于愉快的情绪中时，更有可能使用启发式的信息处理策略，而群体刻板印象即是一种启发式认知。〔19〕其二，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和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justification theory）认为，刻板印象和偏见是为社会功能服务的认知产物，即合理化社会不平等。当人们处于相对满足的状态时，发现自己处于特权地位，更多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出现是为了使这种特权正当化。〔20〕台湾民众感知到的社会经济状况越良好，越可能将中国大陆视为竞争对象，而将美国视作合作伙伴。
政党倾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感知对于中美形象认知差具有调节作用。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国民党支持者越倾向于认可中国大陆形象，同时越不认可美国形象；非国民党支持者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差，越趋向于认可中国大陆形象，同时不认可美国形象。国民党支持者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可能坚定其政治立场和群体身份（social identity theory），更认可中国大陆形象。而非国民支持者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差，基于理性和个人利益的原则（rational choice theory），越可能正面看待中国大陆形象，支持加强两岸联系。
六、展望与建议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认为互联网是海峡两岸民众沟通的重要渠道，经济状况感知能够影响对大陆的形象塑造。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抓住特朗普重返执政后扩大中美形象“正面认知差”的契机。“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于2025年再度担任美国总统，其上台后可能出台一系列“反传统”的举措，使得美国的国际形象面临重大变化，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利用此机会对外展现维护现有秩序的“负责任”形象，“中美形象认知差”可能迎来正向扩大的机遇。在台湾，特朗普形象在近年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20年，台湾曾是亚太唯一对特朗普的印象好于拜登的地区，〔21〕但特朗普此次上台前，明确表态要向台湾加收“保护费”，幷对台湾的芯片产业虎视眈眈，使得台湾民众对特朗普的印象急转直下。〔22〕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对台政策可以更强调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措施，以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用好这一争取台湾民心的有利机会。
第二，互联网、新媒体已经成为引导台湾民众客观、正面瞭解大陆的主要渠道，但也要警惕民进党和美西方势力的反制和干预。相较传统媒体而言，民进党当局完全操控新媒体的难度较大，因此互联网所呈现的中美形象相对更客观真实。正如调查所揭示的，互联网使用能够正向扩大台湾民众的“中美形象认知差”。因此鼓励和支持互联网传播，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大陆的形象。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持续加强对互联网的干预力度，不仅利用“网军”大肆操纵岛内舆论，还试图影响和破坏大陆网络生态，对此有必要严加防范。
第三，应根据岛内不同社会群体“中美形象认知差”的形成和变化所遵循的不同机制，拟定具有针对性的对台工作思路和方法。如对非国民党支持者而言，自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差，越倾向于认可中国大陆形象，不认可美国形象。对国民党支持者而言，则恰恰相反。因此，大陆对台政策在争取台湾民心的过程中，可参考岛内不同政治倾向、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大陆形象的认知特点及区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21CZZ042）。
注释：
〔1〕朱云汉、肖唐镖、黄旻华：《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受众视角的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39-50页。
〔2〕Pew Research Center. In Taiwan, views of Chinese mainland mostly negative. 2020. https://shorturl.at/vNRYZ.
〔3〕Wang, Chia-Chou. Primordialism, instrumentalism, constructivism: Factors influencing Taiwanese people’s regime acceptance of mainland China’s govern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109(2018): 137–150.
〔4〕Keng, Shu, and Gunter Schubert. Agents of Taiwan-China unification? The political roles of Taiwanese business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Asian Survey, 50.2.(2010), 287–310.
〔5〕Wang, Yuan-kang. Taiwan public opinion on cross-strait security issues: implications for US foreign polic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7.2(2013), 93–113.
〔6〕Liu, Frank C-S., and Yitan Li. Generation matters: Taiwan’s perceptions of mainland China and attitudes towards cross-strait trade talk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6.104(2017), 263–279.
〔7〕Gries, Peter Hays, and Jenny Su. Taiwanese view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Party identification, ethnicit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1(2013), 73–96.
〔8〕罗慧：《台湾大学生建构大陆认知的媒体选择与信息解读》，《台湾研究》，2023年第1期，第60–73页。
〔9〕李林杰、林冈：《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闽台关系研究》，2023年第2期，第11–26页。
〔10〕Wu, Wen-Chin, et al. Taiwanese public opinion on the Chinese an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hina Quarterly, 256(2023), 1–14.
〔11〕周志杰：《台海现状“去台湾化”趋势之探析》，《全球政治评论》，2022年第80期，第25–30页。
〔12〕刘澈元、刘方舟、张晋山：《期望与认知的错位：台湾青年世代的“大陆印象”研究——基于对台湾四所高校103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2期，第6–13页。
〔13〕陈东旭：《台湾大学生接触大陆新闻与对大陆事务的认知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第2–9页。
〔14〕陈孔立：《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第1–11页。
〔15〕吴雪芬：《民进党上台后是如何操纵台湾媒体的》，《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3期，第63–66页。
〔16〕Couldry, Nick, and James Curran, eds.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17〕Vanneman, Reeve D., and Thomas F. Pettigrew. Race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the urban United States. Race, 13.4 (1972), 461–486.
〔18〕Guimond, Serge, and Micha.l Dambrun. When prosperity breeds intergroup hostility: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lative gratification on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2002), 900–912.
〔19〕Bodenhausen, Galen V., Geoffrey P. Kramer, and Karin Süsser. Happiness and stereotypic thinking in soci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1994), 621–632.
〔20〕Sidanius, Jim, and Felicia Pratto. Social dominance: An intergroup theory of social hierarchy and oppr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Matthew Smith. Who do people in Asia-Pacific want to w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20. https://shorturl.at/pIkGg.
〔22〕游盈隆：《台湾政局、台美关系与美国总统大选》，台湾民意基金会，2024. https://shorturl.at/ShKLE.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3月号，总第327期，P47-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