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春新说，香港近年经济发展有点像是“上了全球虚拟经济的贼船”。（中评社记者摄） |
王春新：我讲两个问题，一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二是财政收入和地产泡沫的关系。
从经济学来看，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可以是并行的、互动的。多年来，香港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二是财富分配的差距扩大，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香港经济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失衡。香港近年经济发展有点像是“上了全球虚拟经济的贼船”，这贼船一个表现在房地产领域，另一个是金融领域。如何区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呢？简单地说，盖了房子让市民住，那是实体经济，炒卖房子就是虚拟经济。金融方面，为企业融资服务是实体经济，炒卖金融工具就是虚拟经济。
香港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背后，是制度性失衡。一方面是香港受到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制造炒卖泡沫。二是政府功能定位不足，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又管得过多。我计算过，从1985年到现在，香港楼价涨了7倍，但人均收入只增加了3.5倍左右，也就是说，在过去25年一代人的时间里，香港楼价涨幅是人均收入增长的两倍。记得在八十年代，我们的员工（没有大学学历的），可以在北角买一套1000尺的单位，现在这样一个三十年楼龄的单位要800到1000万，四个大学生都买不起。可见楼价和收入高度背离。
全世界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有三种：一是“高增长低通胀”模式，也就是美欧模式，房地产发展快，房价增长缓慢。美国1890年至1990年的100年里，人均居住面积增加了四倍，跟人均GDP增长相近，但是楼价只跟通胀走，结果美国房地产占经济比重增加到30%左右，是制造业的2.5倍，金融业的4倍。二是“高增长高通胀”模式，这是中国大陆的模式，楼价和人均居住面积都有不少的增长。三是香港的“低增长高通胀”模式，楼价大幅攀升，但是居住条件却没有改善。怎样衡量房地产发展模式是否合理？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二是能不能改善居住条件，三是能否促进财富合理分配。香港的楼价拼命涨，泡沫破灭几次了，从90年到97年，由于楼价的增长，差不多增加了4.5万亿的市值，相当于当时5年的GDP；97年后房地产泡沫破灭，差不多去掉了5万亿的市值，相当于当时4年的GDP。现在楼价又回到当年的位置，这样上上落落对香港来说并非好事。回归15年，香港房地产从占接近30%的GDP变成现在只占18%，每年拖累GDP增长1.4个百分点。过去15年，香港的经济增长大概是3.5%，如果房地产能够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我们的经济增长就有5%左右。矛盾在这里产生：经济发展被拉下来，居住条件不能改善，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衡。
美国1996年之后房地产发展模式变了，出了大问题。但是此前100年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又能促进财富分配？我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楼价的增长不能高于收入的增长，楼价的增长若能跟通胀相适应，经济增长就能够用于改善居住条件。两个基本点：一个保障土地足够的供应，二是对房地产的增值征税。现在没有征税，等于变相鼓励炒房。香港楼价飞涨，但新住宅供应反而收缩，这是严重的市场失灵。所以从根本上讲，应该让房地产真正实现市场化，土地供应应根据市场的需求调节。政府要分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在那里，有的东西是政府管的，有的是市场管，有的是政府和市场一起推动，这里没有什么“积极不干预”的问题，新一届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文章。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香港“人多地少”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这么讲？香港四大发展商手上拥有土地1亿3千7百万尺，全部发展可以盖50万套房子；香港整体土地的开发才23%，如果再开发1%，又可以增加40万套房子；如果土地开发达到三成，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可以翻倍；市区重建还有很大空间。可见香港并不缺少土地，问题是怎么解决制度性障碍。高楼价，发展商未必赚更多的钱，97年之前香港每年盖2万8千套房子，现在每年只盖1万套，如果增加楼宇供应，民生得以改善，经济又能发展，发展商还可赚更多钱，何乐而不为？
香港财政收入和地产是极为密切的，这使财政收支建立在虚拟经济的同向变化上。楼市泡沫上升期，财政就有大量盈余，楼市泡沫破灭后，财政就连年赤字。这种关系很不正常，需要逐步加以调整。（以上观点纯属个人意见，与工作机构无关。）
陈坤耀：有一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香港除了圣约翰大教堂之外，所有土地都属于政府，政府卖出去的地，大部分都在几个主要的地产商手上，那么怎么能说是一个自由市场呢？土地在香港不可能有自由市场竞争。我曾经叫我的博士生研究一个问题，香港在法律上完全没有进入壁垒，但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没有外国发展商来参与竞争呢？香港的分配出现极大裂痕，问题在于土地完全没有市场竞争，造成我们经济成长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深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