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痰令”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执行难和坚持难。在城市街头，尤其是在人群之中，在一些隐蔽角落，想要及时“揪出”随意吐痰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即便发现了吐痰者，从提出处罚到完成处罚，也往往会经历一番周折。包括禁止吐痰在内，文明习惯的养成非一日之功，即便短时间不惜成本，发动大量志愿者上街，也会面临成本过高、后续乏力的问题。
一项处罚要想发挥最大作用，既要重罚也要“常罚”，而且往往是“常罚”比重罚更重要。任何一种处罚，在程度上都是相对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提高，而再高的处罚，如果成为落不下来的靴子，都不会起到应有的约束效果。正如汽车在道路上行驶，不遵守交通规则就要扣分罚款，可如果违章百次只那么“中奖”罚一次，还会有多少人把规则当一回事？
因此，治理随地吐痰既要重罚，也要“常罚”，真正让随地吐痰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可以借鉴治理交通违法的经验——在现代城市，交通行为多样且复杂，哪怕把再多的交警派上马路，相对于不断增长的车流都是不够的。现在交通执法已经走向智能化，通过先进的交通设备构筑起天罗地网。治理随地吐痰，也要充分发挥摄像监控等先进设备的作用。此外还可以考虑协同作战，比如实现跨部门联动，把现有路面人力资源全部用起来，对现代化手段共建共享。
城市治理是一个系统课题，治理随地吐痰也要有系统思维，要将其纳入城市治理的大框架。如果能够充分调动起现有的路面资源，充分发挥出现有技术设备的作用，就能通过重罚和“常罚”做到“罚得痛”，推动市容环境卫生实现质的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