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笔墨不看书”，务求理解，联系实际，边读边思是毛泽东读书的另一特点。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性书籍中，比较重要的有五本，分别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学大纲》、《哲学选辑》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在这些书篇页的“天头地脚、边白中缝和段末行间”，他总共写下了约两万字的批语。而批语中较多的，是他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写下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根据《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提出的“矛盾的主导方面”概念，他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在批注中指出：“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地坚固地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后来，他在其重要的著作《论持久战》中，进一步阐述延伸了批注中的思想，做出了抗战是持久的，并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结论，对全民族坚持抗战并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书上的这些批注圈点细密、杠划不断、字句连绵、字上叠字，可见他是在战争艰苦的条件下，多么认真且逐字逐句地阅读了它们。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忙碌的工作中，毛泽东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也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借鉴。据逄先知描述，毛泽东的习惯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一到这个蜀汉古都，他立即要来了《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随后又要来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又亲自挑选了有关四川的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学习。这说明，毛泽东的阅读习惯已经渗透到了他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他将“读书”和“行路”相结合，使读书在适当的场合发挥出更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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