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去年同期CPI增速的读数较高，2020年前四个月中国CPI的同比增速都在3%以上，高基数效应将压制今年CPI增速的走高；另一方面，受到猪周期因素的影响，年内中国生猪供给预计较为充裕。一般来说，能繁母猪存栏变化领先猪价十至十二个月，根据能繁母猪存栏的数据来看，2021年下半年中国的猪肉供给相比于2020年同期要高出20%至30%左右，这意味着猪价在今年存在着下行压力，而猪价是影响国内CPI增速走势至关重要的变量，猪价的走低将会对CPI增速构成显着拖累。
资产通胀出现回落
即便是在工业品价格内部，也存在着“结构性涨价”的特征。一方面，全球定价的商品价格涨幅要明显高出主要由国内定价的商品价格涨幅，比如今年以来钢铁和煤炭价格的上涨幅度要低于原油和工业金属；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占比较高的原油，今年以来的价格涨幅也要超过铜、铝等工业金属。这意味着从PPI同比增速上来看，上行速度并没有像个别商品价格涨幅所表现出的那样剧烈。笔者预计，年内工业品价格的高点应该在三季度出现，国内PPI同比增速下半年趋于回落，全年增速中枢相对温和。
2020年受疫情影响，CPI高开低走，与此对应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大幅下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万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低收入群体所受到的影响更大，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低7个百分点之多。但202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增速却大幅上升，估计奢侈品消费额的全球占比，比2010年提升了一倍，即达到38%。此外，豪宅的涨幅远大于全国商品房指数涨幅，尤其以深圳、上海等一线或新一线大城市房价涨幅为甚。
与中国类似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和楼市在去年也是空前繁荣。这是因为，疫情冲击了实体世界，而各国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大量投放货币和实施财政补贴，于是“货币之洪水”大部分流入到资本市场，让资本世界空前繁荣。这就是大家通常讲的所谓“富人通胀、穷人通缩”。
主要经济体通过超发货币和大规模举债来刺激经济的方式，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加剧社会分化和激化社会矛盾。全球经济的根本担忧是长期和平下改革动力不足，游戏规则不变使得社会结构扭曲。而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所采取的逆周期做法，似乎解决了流动性危机，属于“无痛疗法”，既保护了企业家（富人）利益，也补贴了穷人，但从数据上看，却加大了贫富差距，因为资本收益远大于补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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