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至2022年跨周期调节还有更迫切的一层意义，受疫情冲击，2020年宏观经济出现滑坡，导致2021和2022年同比增速在一定意义上都受到基数影响，202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高达18.3%，如果延续同等的积极财政力度，那么2022年一季度增速仍会面临较大的扰动，而在容忍2021年经济增速环比逐季较明显的回落的同时，把更多的专项债发行放缓到2022年初，那么2022年初的经济就会有很大改观，并且不需要再实施一轮“更大力度的财政刺激”。
第二，跨周期调节是财政整固的必要途径。跨周期调节从财政的可持续性看需要树立财政平衡的概念，这就必须通过财政整固在经济有所恢复的时候快速积累财政盈余，尤其是当下全球债务水平攀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有所恶化的背景下，可以看到当下金融危机之间的间隔变短，财政修整可以利用的间隔变短。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的支配下财政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主要途径，更加难以打破“危机——债务负担上升——金融稳健性恶化——危机”的循环。
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财政支出应当更加审慎，通过跨周期调节一方面放宽经济回落的区间，主动挤出泡沫和无效投资，另一方面在经济面临新的冲击时，留有更多的财政余地。
第三，跨周期调节是兼顾其他社会发展议题的可行方式。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阶段性目标，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财富分配问题，它实际上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社会方面人口问题带来的教育、居住、医疗会提出新的发展方向，经济公平方面反垄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集中力量发展“专精特新”会作为重点和有所倾斜。
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的经济阵痛，可能引起的金融风险，需要跨周期的视角去应对，即保证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又将财政向结构性改革倾斜，不搞大开大放的粗放式经济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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