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而催生资产泡沫；退出量化宽松时又使这些国家跨境资本流出压力陡增，加剧泡沫破裂风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美联储开启无限量化宽松，当前政策转向将再次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考验，美联储政策溢出问题再次显现。
对此，宣昌能建议，立足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应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是不断强化国际视野，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完善我国跨境金融法律体系。二是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寻求建立既对标国际规则，又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合作治理机制，坚决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利益，共同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三是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框架改革，呼吁和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建立定期高层协商机制，尤其关注主要发达国家的政策溢出问题，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
外汇市场抗风险能力增强
近一段时期，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多国央行不断发出货币政策转向信号，部分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加息。在此背景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是否会加剧？
“总的来看，中国的外汇市场抗风险能力比过去明显增强。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不会改变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也不会改变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态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近日回应称。这是由于，首先，市场对于美联储减少购债的路径已经有了充分的预期，短期内引发国际市场动荡的风险可控；其次，新兴经济体自身的稳健性提升，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适应性有所增强；最后，我国的宏观基本面稳健，外汇市场日益成熟，对外负债结构不断优化，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明显增强。
王春英表示，这一轮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时间比较短，但资金释放量比较大。在这期间，资金直接流入新兴市场的并不多。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监测，去年4月份到今年9月份，除中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资金的流入月均规模显着低于2009年到2013年上一轮美联储量宽时期。同时，近年来新兴经济体自身基本面显着改善，如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收窄，外债增长减缓，而且外汇储备是增长的，总体看抗外部风险能力增强。
娄飞鹏认为，短期内随着美国经济持续恢复，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可能导致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带来压力。从未来趋势看，我国作为全球出口大国，经常项目有望继续保持顺差，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利率维持在合理的水平，对国际资本流入具有吸引力。
“当然，美国生产供给约束和需求回暖之间的矛盾难以快速消除，未来美国通胀也可能持续在高位徘徊。我们仍会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也会关注美联储加息步伐和有关的影响。”王春英表示，外汇管理局将会保持政策的定力，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推进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同时，适时开展逆周期调节，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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