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望先生的《园林》，文笔生动舒展，将园林的历史娓娓道来，完全不是枯燥的景点说明书。尤其他常在文中插入与园林有关的人物轶事，如在介绍天坛一章中讲述曾经在上世纪40年代末对保护天坛有功的刘光仁老人，读之盎然、亲切。上世纪80年代，刘光仁是我供职报纸的上级领导。书中这类叙述，不惟增加可读性，也使这部书具有珍贵的文史性。家望先生擅旧体诗词，书中每篇介绍湖光山色、园林景胜的文章，皆为一句七言诗，雅致之极，可见作者匠心，且吸引读者咀嚼。
宗春启先生的《庙宇》，也颇引人入胜。我常读他在报纸上发表的写北京掌故的文章，以考据见长，言之有物，绝无油腔滑调。北京的庙宇与建城史、建都史息息相关。宗先生说：北平当局在1928年、1936年和1947年三次登记庙宇，分别为1734处、1135处和783处。现在还有多少，他没有查到，我想肯定是远远低于1947年的登记数字。他书中所叙述的寺庙，多是历经沧桑的孑存。还有的早已不存，如关帝庙。其实消失的庙宇也是值得一提的，比如书中未提到的城隍庙，在中国历史上极悠久，分布极广。北京故宫内西北角有皇家城隍庙，全国各个城市的城隍皆为忠臣义士，是保一方平安的正义化身。如北京的杨继盛、杭州的文天祥（文天祥也曾做过北京的城隍）、柳州的柳宗元等，一直受到士民尊重。清代凡来京会试举人，都会拜祭杨椒山神像。这很值得一叙，不仅有故事性，也有正面的意义。总得来看，宗先生的书是颇可一读的，在他笔下展现出严谨的文史性、掌故性，他的写法是“找寻藏在庙宇里的故事”，并在自序中特意注明“本书中所涉及的史实皆有出处。对于一件事的不同记载，则尽量客观陈述各种说法，供读者自己去分析判断。”我甚为欣赏，这使读者得到了正确历史知识与文笔的双重享受，包括袁督师祠、于谦祠，其精神上的意义更是值得一书，可惜文丞相祠、杨椒山祠未列入书中。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修史志的传统，国有正史，省、府、州、县各级皆有地方志，文人也会撰写各个门类的私家稗史，与官修的正史方志互为补遗。《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可以说是继承了史志的优良传统，对“当今世界上最长、最伟大、最壮丽的城市中轴线”（朱祖希先生语）进行了一次系统和较为全面的分类辑述，其功莫大焉！很多年前，北京出版社曾经将古人包括民国时人撰写的旧京典籍整理出版，极具典藏意义。而这次中轴线丛书的出版，都是今人所撰，不仅工程浩繁，着者皆为对各领域所擅长的专家，因之更有文献性的重要意义。
封建时代的方志或类书，一般会有“官署”的类别，包括正史和野史，如《日下旧闻考》等。其实这套丛书不妨辟“官衙”一书，因为官衙之置与建筑是中轴线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中枢运转的完整链条。从明代建皇城起，天安门东侧有部衙、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西有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清代遵循“文东武西”惯例，大致相同，西侧司法机构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宗人府等。顺中轴线往北，一路迤逦星罗棋布的还有明清皇家内监、内务府、县衙、缉捕、京旗衙门、官学等各种机构，就连小小的烟袋斜街里还有个管理宗教事务的僧录司呢……若可成书，必使人们对中轴线有更深入和整体的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