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自然的过程。一些时候，竞争以暴力告终。另一些时候，竞争是和平进行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内，辩证法中不存在必须用暴力手段解决对立斗争的决定论。甚至毛泽东的《矛盾论》也包含了两种斗争形式——暴力和非暴力。事实上，在更广泛的综合国力分析框架内，鉴于国际力量平衡不断变化的性质，竞争采取何种实际形式，仍然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选择。这在西方国际关系和战略理论中也是如此。即使是摩根索、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深刻现实主义世界观，包括他们对所有国家安全困境的关注，与力量平衡相关的战略选择，以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特殊关系逻辑，也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当前面临的核心战略问题是中美正身处“无管控的战略竞争”之中——没有规则，没有防护栏，但有非常多的推搡。换句话说，中美之间充满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其中一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比以前对自己更有利的新平衡局面。
就像没有规则限制或相互尊重的体育竞赛一样，这种大国竞争如果不希望存在蜕变为冲突的风险，除非互相商定的限制得到确立、认同和遵守。现实情况是，仅仅为了暂时对付过去，希望奇迹般地避免事件和冲突升级，完全不足以管控对抗、冲突乃至与战争相关的风险。因此，为了避免像历史中多次发生的一些国家稀里糊涂地陷入战争，美国和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战略框架，以帮助维持和平，或者至少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这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且美中需要尽快这样做。
中美战略竞争需要管控
回到我之前的比喻：现在的车间里每天都冒着大量的火花。在《可避免的战争》中，我提出这样一个联合战略框架，即“有管控的战略竞争”。这个想法相对简单直白，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
首先，中美必须对彼此核心的战略红线有清楚细致的理解，以防止因误判引发冲突。双方都必须意识到，提高战略可预测性对两国都有利、战略欺骗是徒劳的、以及战略突袭是极度危险的。这需要两国就各自的核心利益在关键领域达成清晰、详细和高级别的外交理解，例如台湾、南海、东海、朝鲜半岛以及网络和太空等议题。这也将包括在双边关系中建立“护栏”，以减少越线、沟通不畅和误解的风险。正如布林肯国务卿提到的，“世界面临一个充满变数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候，外交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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