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柴琳重点分析了负面认知产生的内部原因。她认为民族主义对于这种认知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柴琳强调，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韩国比较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是朝鲜半岛特有的历史产物，并始终存在着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的竞争。从近代以来，韩国一直想要重新定义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关系。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韩朝鲜半岛一直挣扎于去中国化和针对于日本的去殖民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朝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抵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历史时期。但是韩国建国以后，这种民族主义逐渐发生变化。有学者将韩国现代社会分成了四大体制，第一个是李承晚治下的极右反共体制“1948年体制”，第二个是朴正熙的独裁体制“1961年体制”，第三个是民主宪政体制“1987年体制”，这一阶段开启了民选普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1997年体制”，即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体制。
柴琳谈到，这四大体制中出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代人。第一代人是经历了朝鲜战争和冷战的老年保守世代，他们的生涯跨越了李成安的“1948年体制”和朴正熙的“1961年体制”，所以反共意识比较浓重，是坚定支持韩美同盟的力量。第二代是“86世代”，即在60年代出生并到80年代接大学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反独裁运动，是韩国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向往南北和解统一，并且比对华持友好态度，构成了当下韩国政界进步阵营的主体。第三代人就是MZ世代。1997年韩国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启动了韩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在这种体制之下，韩国的青年群体形成了与之前两代人完全不同的特征，是偏右翼的“大韩民国民族主义”的信奉者。他们承继了右翼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色彩，既骄傲于保守阵营标榜的经济成就、也自豪于进步阵营标榜的民主化成就。
“韩国的青年群体对于韩国文化强国身份的自豪，化成了想要向世界正确介绍韩国文化的使命感，这也引发了中韩文化争议的一个核心因素。” 柴琳表示，由于青年群体所信奉的是韩国而非韩民族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这也使得他们对于朝鲜半岛的统一持漠视甚至排斥的态度，也暴露出韩国年轻一代对于多民族国家形态想象力的缺乏。同时，韩国的青年群体也很焦虑。在1997年后，韩国全面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获益者为官僚、财阀、国际金融资本等政治经济精英联盟，成本却转嫁给了中小企业、劳工与普通民众。劳动市场的不稳定与雇佣灵活化加深了社会经济两极化与不平等：求学、就业竞争加剧的同时，失业、临时工与低薪工作成为常态。因此青年一代的生存焦虑特别强烈，并且这种情绪容易转化为对邻国的负面情绪和本国的优越主义。
她指出，在这种竞争的焦虑下，韩国的青年群体认为“公正”成为了比较稀缺的价值，因此过往几年间很多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其实都与青年群体对公正价值的高度敏感相关。比如朴槿惠的闺蜜干政丑闻以及2019年对曹国的女儿享受入学特殊照顾的抗议，都说明一旦触及公正问题，韩国的青年群体对于保守阵营还是进步阵营都会不留情面。此外还有北京冬奥会中黄大宪判罚的问题，韩国的舆论会认为大众的愤怒并不是源于唯奖牌论，而是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一场由青年群体的焦虑和嫌恶情绪所驱动的厌华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韩国的青年群体对于中国的负面认知，与他们在1997年的体制下形成的民族主义密不可分，”柴琳分析道，“他们是自豪的大汉民国民族主义者，也是在极端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无比焦虑，对公正的议题高度敏感的生存者。”
而关于中国的青年群体，柴琳认为从中国的发展进程来看，他们是出生在“富起来”阶段并成长于“强起来”阶段的一代人。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得中国青年群体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也为青年群体的文化自信提供源泉。他们对于国家的高度信任史无前例，同时对西方的价值观越来越冷漠。但是中国的青年群体也面临着“摩天大楼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到来、内卷压力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影响了中国青年群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目前中国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已经步入到一个新的“觉醒年代”，爱国主义、民族自豪、平视世界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青年最突出的精神价值。
“我们不可否认中国是文化大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些理念已经浸润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 柴琳最后说，“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文化强国，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表现与物质硬实力的日益强大其实并不相称，中国文化的传播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文化自信使中国青年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距离感，但是当他们发现中国文化面临着“走出去”的问题时，中国青年也会产生不安与失落。再加上之前中韩又围绕历史文化问题早有争议，使得中韩两国的年轻人在网络上互不退让。当这种议题频繁出现且成为焦点的时候，认知的偏向便会逐渐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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