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华文明是区域文明
中国90%以上的人口没有明显的宗教信仰，92%的中国人是汉族。因此，中国是典型的世俗国家，中华文明的主干是汉族文化，其主要成分是道儒释（特别是汉传佛教，以禅宗为典型）。
道儒释三大成分中，道家是底色，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兼及社会与国家的顺势治理。在道家看来，“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互相转化，人应该“道法自然”，因此个人应该修身养性而达于天人合一，而君王治理天下时应该合于道，以此为圭臬，“无为而无不为”：（1）合于道者无不为，因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治理天下应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2）不合于道者无为，即无为而治，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佛教侧重人与内心的关系，禅宗则是道教化了的佛教，也吸纳了儒家的部分思想。其对中国人外交思维的影响相对较小，暂且不论。
儒家侧重人与人的关系，儒家理念因而成为中国人构建人际关系、治理国家与天下所凭籍的主要价值观。“礼表仁里”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它是关系本位而非（基督教文明那样的）个体本位。“仁”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仁”意味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张“和而不同”并注重相处过程中彼此的“舒适度”，而不是“强求一律并为此软硬兼施”。“礼”是为人处世的规矩，或曰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礼”经常与“仪”合称“礼仪”或者“仪礼”。礼与仪的关系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观察。《史记·礼书》云“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这是基于横向视角，从感性与理性两方面分析礼与仪的来源。从纵向视角，还可以认定“仪”是“礼”的操作化。“礼”与“仪”均强调节制与分寸感。相形之下，“法家”理念与行为属于技术层次，为全球不同族群所共有。从阴阳视角看，儒家偏阳性，而道家与禅宗偏阴性。
圈层结构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典型特征。在社会层面，以家族（宗族）为中心，通过一整套伦理道德与奖惩制度构建起以礼（仪）为核心的宗法秩序，以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在国家层面，倡行“家国同构”：家庭关系有由亲到疏的“五服”与“九族”，天下也有由近到远的“五服”与“九服”。因此，几千年来中国人治理天下奉行的是与家族治理同样的逻辑，“立于仁、行于礼”。这种天下秩序是一种礼治秩序，而不是美国学者费正清发明的“朝贡体系”，费正清基于过去五百年欧洲向全世界扩展中重视商业利益的事实，不恰当地过分强调了中国历代朝廷与藩属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忽视了朝廷在经济上奉行“厚往薄来”行为的目的并非基于物质利益，而是维持以礼为特征的天下秩序的有效运转。因此，中国历史上通常由礼部和/或理藩院负责处理与包括藩属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礼治秩序不时被打破，但从未被摒弃。
中华文明是一种门槛比较高的独特文明，而且没有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机遇可用，因此，代表中华文明的中国，很难进行全球大扩张并取代美国的全球角色与地位、成为广被接受的全球文明。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不大可能变成全球文明，中国未来的全球角色只能是“在全球有重大影响力的区域文明”。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甚至印度）的经济实力不能超越美国。一般认为，到2050年左右，中国、印度、美国将是全球前三大经济体。
五、中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适应基督教世界主导的、滥觞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努力把自己变成“现代民族国家”。黄仁宇认为，经历这个过程的国家是在穿越“历史三峡”，犹如长江上的船只经过三峡，要经历许多激流与险滩。对于大国来说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00年。依照这种说法，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大约要到2040年左右才能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民族国家不是普适性的国家形式，中国没有必要削自己几千年的文明之“足”来适应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民族国家之“履”。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并被亨廷顿继承的一个说法是，“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白鲁恂与亨廷顿的思维中明显带有“基督教优越论”色彩，但就这一判断而言，确实揭示了“中国归根到底是一个文明而不全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事实。其实，“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也适用于印度、伊朗、土耳其等经历过辉煌时代、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非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吸纳现代性的一系列成果（它们大部分是基督教世界创造的）来实现文明的复兴，而不必在乎是否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
显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将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于世，不追求取代与效法历史上的崛起国（无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也很难做到。
六、五百年来的世界秩序
过去五百年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所有的崛起国都会提出一套自己的地区与世界秩序主张。欧洲国家构建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其特征是主要国家构建起自己的殖民体系，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的是欧洲模式，“脱亚入欧”的目的是像欧洲国家那样，以战争手段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体系，到二战时发展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丧失了领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而复制欧洲国家模式的日本，二战中的战败也就成了必然。
二战后，“世界中心”转到了美国。历史上，美国的孤立主义源于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后发展为把美洲当作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一战的胜利也没有让美国人放弃这种外交倾向。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使得大部分美国人意识到，孤立主义并不能保证美国的本土安全，罗斯福才得以让美国参战。二战中，欧洲地区大量教育与科技人才流向美国，美国因而得以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教育、科技与文化中心，并在战后继续吸引全球人才向美国移民。
美国治理世界的方式不同于欧洲。外交理念上，体现为以“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民族自决”等为主要内容的威尔逊主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则成为美国在全球收割人心的利器。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在政治上体现为联合国为代表的政治与安全机构，金融领域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为关贸总协定及其升级版的世界贸易组织。军事上是军事同盟体系与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这显然比管理殖民地的“性价比”更高）。
软硬实力兼备的美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领导国是必然的。问题在于，美国打造的战后国际体系主要基于基督教价值观与利益，有其内在的缺陷：天然地需要一个对手和敌人。美国成为二战后参加战争最多的国家，即与此相关。过多的国际干预为美国制造了新的对手与敌人，并消耗着美国的国力。从1970年代起，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整体上走向了下坡路，虽然在里根时期与克林顿时期有过短暂的恢复。但反恐战争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使得美国转向了全球战略收缩，以便延续其在全球的比较优势地位——但不再是以全球领导者的身份，而是以“国际事务协调员”的身份。
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增加，拉美地区（特别是巴西）、非洲地区（特别是尼日利亚超过南非成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进入经济增长的上升通道（虽然有些国家的发展波动较大）。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从2006年起，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量的最大贡献者。
经济原因迭加文明内卷，国际格局的显着特征，从大国间基于地缘政治的博弈，演化为文明之间的竞争。这将是本世纪的长期趋势。而中国的崛起又是其中的突出现象。
七、新时代中国的世界秩序主张
中国不可能重复欧美的崛起之路。在文明竞争时代，跨文明扩展成本大于收益。走和平崛起之路是必然选择，这体现为伙伴外交为代表的政治外交方略。经济上的“走出去”，中国也无法复制日本与韩国那种“由商社牵头企业抱团出海”的模式，“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是必然选择，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出台的一大原因。
中国文化缺乏基督教一神论那种一定要在全世界传播福音、拯救异教徒的“救世主情结”，因此缺乏全球扩张基因。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已经展示了自我更新能力与对不同时代的适应能力，其包容性明显强于基督教文明，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整体上并没有质变，包括近几十年来走出国门的那些“新华人华侨”，特别是其中“只身闯世界”的那些普通民众。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构建基于自身价值观的礼治秩序，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相兼容，具有自己的文明特色，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并可能被一部分国家所效法。中华文明中的“无外”基因所展示出来的强大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有望构建出一个“新礼治秩序”，这个秩序有如下主要特征：这套秩序的维护以“礼”为主，以“（国际）法”为辅；这是一种圈层结构，以中国为中心，主要辐射亚欧大陆中东部；这个体系具有开放性；这套体系与现有国际体系整体上兼容。
新礼治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全球秩序。
八、如何理解关键外交概念之间的关系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本着“奋发有为”的外交风格，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十一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传统文化、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经验、其他文明优秀等三方面的来源，构成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包括全球、地区、双边、特定领域等四个层次，以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五个领域。全球层次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覆盖全人类、全球与各个领域。双边层次为中国与不同的单个国家之间，如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地区层次为中国与特定地区之间：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非洲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特定领域指在某一特别领域或议题，如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后三个层次服务于第一个层次。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建立起54个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中国外交如何构建这四个层次的命运共同体？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是两大抓手。区别在于，伙伴外交侧重政治、安全领域，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外交；“一带一路”侧重经济、文化，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生态领域则是两者共同关注的领域。
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伙伴外交。伙伴外交始于1993年，在新时代发展为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全球治理的实质是经济外交。“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现在已经发展为全球治理的原则，展示了“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特色。
针对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中国政府的应对是：保持战略定力，分类施策。以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后者具有全球正当性，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难以反对的，至少不能公开反对。针对美国搞排他性俱乐部式的安全机制（如北约东扩、建立AUKUS、强化QUAD），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是一种新安全观，基于合作、共同、综合、可持续安全。针对美国强化文明差异、推行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核心的圈层外交，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力主文明间互相交流、借鉴、共存。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形态。两者都源自中国，服务于中国，但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果，因而具有国际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文明形态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相对应，个中的“中”“西”差别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各国应该依据自身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不会将之看作现代化的“标准范本”、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倡导各个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反对西方文明那种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文明优越论”。
总之，这十一个概念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政府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主张与外交总目标，属于宏观层次的顶层设计。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大抓手，属于中观层面的外交方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总目标在发展、安全与文明领域的操作化，也构成了四大抓手在经济、安全与文化领域的升级版。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针对国内，但基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对中国外交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7月号，总第30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