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军说，改变当时骨髓移植只能全相合的事实很难，改变国际血液学界的通行做法和理念更难。这一过程并不像捅破一层窗户纸那么简单，涉及一系列关键技术的开发和改进，还需要掌握和使用国际科研标准与方法学。
他说，针对四面八方的质疑，他和团队围绕半相合移植，从预防治疗、抗宿主病到复发应对，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们首先带动了天津、苏州、广州等地全国同行的参与，进行多中心、前瞻性循证研究，同时持续发声，不断在国际血液学界发表论文和进行学术交流，证明半相合疗法与全相合的疗效等同，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可能更好。
“为什么能得到世界公认？就是我们面对质疑做了很多，在全国同行的帮助下说服了全世界。”黄晓军说。
“我是发动机”，他这样形容自己对开创和推广全球半相合移植治疗血液病的贡献。
总结创新经验，黄晓军说，一路走来，国际同行的质疑、挑剔，甚至不信任，既是挑战，也是帮助，尤其带来方法学的进步。科学有其基本逻辑、基本方法和基本标准，任何创新也都有其局限和时限。如果没有国际交流，创新停留于自身，很可能昙花一现，活力难以持久。
在他看来，年轻医生需要坚持从临床第一线基础工作做起；需要学会快速找到和瞭解问题；需要提升包括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在内的科学能力；还需要“秉持这样的想法：我也是全球进步的贡献者，要对中国人的健康，对全人类的健康做贡献”。
黄晓军今年60岁。从1987年进入北大人民医院，他已当了37年临床医生，迄今仍每周坚持两个半天门诊，到三个不同住院病区查房。“我每天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在临床，”他说，“临床医生始终是我对自己的定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