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济交流成效
两岸政治关系上的曲折发展，没有影响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热潮，1990年代大陆成为台湾投资的主要地区。21世纪以后大陆经济高速增长，两岸贸易额呈现稳定增长态势，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
自1979年大陆提出“三通”倡议以后，两岸贸易额由1978年的0.5亿美元增长并稳定保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2021年两岸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3283.4亿美元，且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额达进口额的3-4倍；⑦台湾方面数据显示，两岸贸易额在2021年占台湾外贸比重的33%，即大陆已稳居台湾最大贸易顺差地和出口市场。台商申请投资大陆项目也由1989年的539个项目增至2020年的5105个，截至2021年底台商投资大陆项目共计123781个，投资额达713.4亿美元。⑧此外，台商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高科技含量得到提升。
2023年在大陆多地举办两岸经贸交流与洽谈会，台湾工业总会、商业总会、三三企业交流会、工商协进会、两岸农渔业交流发展投资协会等岛内主要工商团体、农渔业界相继访陆考察，表达希望对于两岸经济深入发展，供应链、产业链进一步强化的强烈呼声。
3. 文化与社会交往成效
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两岸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推动其他领域的融合发展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高校间合作交流紧密，2023年大陆共有412所高校面向台湾同胞招生，较2018年多了108所⑨，福建省与台湾众多高校签署500余份合作交流协议，高教系统科研管理人员赴台展开交流学习累计三千批次、两万人次，⑩两千多名台湾青年学者在大陆高校任教。此外，妈祖文化、祭孔文化等文化同根同源交流不断，对打破两岸文化隔绝状态发挥重要作用；两岸同胞同文同种，文化相通，影视剧、流行用语、流行音乐与歌手等流行文化方面实现“双向奔赴”、“同频共振”；两岸体育交流不断发展，1988年两岸武术界在福建首次交流，1995年之后转变为双向直接交流。2023年亚运会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500余名运动员参赛，创历史之最。
国台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台胞办理一次性和五年期台胞证的人数均有程度不同的增加，从福建口岸入境的台胞同比增加2.6倍。2023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次数较前一年同比增长七倍，约300万人次，⑪并且两岸青年注入鲜活力量成为其中最活跃的群体，体现在暑期交流与文化活动等方面。从2009年至2021年，21个省区市已经批准设立79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2023年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中，“融”字以最高票数当选，充分反映两岸民众的美好愿望，也是两岸融合发展中台湾同胞两岸融合认同的成果体现。
三、两岸融合认同的构建与挑战
（一）概念界定
“认同”（identity）一词源于拉丁文“idem”，原意为“the same”，16世纪在英语中用于代数和逻辑学领域，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在社会科学中流行并普及开来，而后延伸至族群、国家等社会群体概念。认同是社会群体成员在认识和情感上的同化过程，具有稳定的归属关系，个体认同可以通过社会互动形成群体认同。
就两岸融合认同而言，不是族群性或与生俱来的，而是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归属感，是自我认同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台湾问题不是民族对抗的范畴，而是中国内战的结果。民众作为个体而存在，总是认同特定的群体或把自己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并且用自己认同的方式对待群体。经过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人的“台独”教化，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同感降低、敌对情绪明显上升；连战、马英九等人加强与大陆的交流合作，则有利于增进台湾民众的感情与认同聚合。
（二）两岸融合认同的要素构建
1. 文化认同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与价值系统，能够为生长在这一文化中的成员所瞭解。文化认同可理解为对社会或个人同群体间共同文化的确认，是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的集合，体现着特殊取向的价值观。
达到“心灵契合”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与特征，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之间同根同源存在众多的文化共识，这些能够作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而存在。在定期与不定期的共同活动中集体记忆得到加强，进而影响着对于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2. 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的人民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的认可与共识，这种认同包括对于国族归属的认知和情感的依附。在民族认同中存在着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相对立的理论：在原生论看来，能够维持稳定和延续的因素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工具论则认为随着场景的变化，成员会更加倾向于理性选择。⑫这两种理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不同的时期受到人们认同侧重点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重要程度。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且能在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⑬；在认同的反复进行中，认同者能够感受到心理的满足与行为的互惠。邓小平曾言：“台湾同大陆统一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感情问题。”在两岸关系中面对积极与消极的民族认同，就应当充分发挥民族认同的积极性使台湾同胞自发地、主动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等充满感情，从而激发其两岸融合认同。
3. 制度认同
制度是行为的规范或准则，制度认同是公民在价值上对于制度体系的承认与肯定，并自愿遵守与维护，内在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价值的肯定，二是将肯定转化为行动的趋势与取向。⑭公民认同、权力强制和意识控制等因素会影响人们对于制度的认同，⑮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强制和意识控制已不能够完全奏效，只有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制度，才能够得到具有理性辨识能力民众的自觉遵循与认同。
目前两岸尚未完全统一，而在民进党“去中国化”政策影响下，重构台湾的“集体记忆”，导致台湾同胞中尤其青年一代对制度认同问题呈现出令人担忧的“认同混乱”现状，且无法在短时间内立刻改变。通过加强两岸之间的往来与融合发展，建立满足台湾同胞切实需求的利益调节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⑯，循序渐进地重新构建起台湾同胞的制度认同，培养台湾同胞对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认同感，有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三）提升台湾民众两岸融合认同中的挑战
1. 文化认同的挑战
从历史上来看，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发展成其殖民地，为切断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实行一系列“隔绝同化”政策。在日本殖民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统治之下，几十年间台湾民众被迫接受皇民文化，导致“日本情结”的形成与膨胀、台日之间互动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台湾同胞的大陆情结、祖国情结，并直接影响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感、两岸认同感。
在此背景下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发展起来，经过反西方化、反国民党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出现了“反中国化”。民进党上台后，为了倡导台湾文化主体性，主张台湾文化属于海洋文化的性质，由汉文化、原住民文化和西班牙、荷兰、日本、美国的文化所组成，与中国文化的大陆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还鼓吹台湾命运共同体、提倡台语运动。这一系列文化主张中的“去中国化”本质上存在着一种政治动向，企图“寻求具有健康内涵的现代国民意识”“建立一新的现代化国家”，即“文化台独”。尤其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期间篡改历史教科书：通过将中国史大幅精简并入东亚史中、将“我国”“本国”改成“中国”、弱化殖民统治等肆意抹杀、违逆历史的行为改变台湾年轻一代的历史记忆，强化其台湾认同。
2. 民族认同的挑战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大陆各省移民大量涌入台湾，极大地影响并融入了台湾社会，被称为外省人，最终与先住民（原住民）、闽南人与客家人（合称本省人）共同构成了台湾现代社会的四大族群。这便被“台独”势力利用来建构“台湾认同”，用民主、自由、多元化来引导“去中国化”，以消除国民党政权的表面现象来掩盖“台独”的实质。民进党此时的出现正契合了台湾民众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凭藉“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的主张赢得台湾民众的支持。
除此之外，台湾青年世代在民调中显示出来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较其他年龄段低，究其原因是台湾青年出生于台湾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的时期，在民主化与自由化进程中深受“台独”势力刻意营造的分离意识的影响，且从小接受篡改后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历史瞭解较少，由此可能对大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感。对大陆瞭解较少使其蒙蔽在“台独”势力编造的谎言中，存在“大陆要吞并台湾”、“打压台湾”、“绝对不能谈判”等刻板印象，对于两岸同胞的融合发展十分不利，这便可以解释前文中“去中国化”运动为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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