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后，保护性关税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工具。美国自19世纪晚期到一战之前一直采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工业发展。1890年至1913年，美国的平均关税在40%以上，而同时期其他主要工业国的关税都很低，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英国更是接近于零关税。1930年美国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其他国家针锋相对的报复，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性的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激烈的美日贸易摩擦后签署“广场协议”，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导致日本后来长期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在这些案例中，作为制造业大国的美国制造贸易摩擦是为了与他国竞争，保护本国相关产业，避免在竞争中被外国企业击败。
然而，自2018年开始的中美经贸摩擦与之前的案例大为不同，美国在很多生产领域已经丧失竞争优势。按照联合国《工业化的未来》报告统计，中国在2023年全球工业产值中占比为35%，名列首位，美国次之（12%），日本第三（6%）。美通过提高关税限制从中国进口的相当比例产品，其自身并没有能替代的产品，且中国之外也同样没有可替代的选择。不仅如此，很多中国输美产品的价格弹性很小，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美国提高关税几乎无法对中国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将被动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成本，推高美通货膨胀。
总之，由于没有可替代方案和国内有效供给，美国提高关税难以实质性影响中国对美贸易；受制于自身经济架构和政治体制，提高关税也无法有效促进制造业回归。美如今经济困境的形成有着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的深刻原因，与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美国霸权的盛衰密切相关，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关税政策就能扭转。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陈 琪 薛 静 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