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挂钩美元的固定汇率制。鉴于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大量的外资涌入促进了其资产市场的繁荣，银行的不动产贷款上升，但因为本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一旦走强便会导致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出口下滑的影响。1996年以来美国联储局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美元走强后泰铢率先升值，抛售泰铢势头加剧，泰铢贬值、货币暴跌的浪潮席卷亚洲。
另一方面，资本流入中断，由资本流入中断、信用紧缩、汇率下跌引起的生产、消费急剧下降和资产价格暴跌现象被称为“资本流入的突然中止”。亚洲金融危机阐释了一个事实：即使经济稳步增长，只要自我实现预期和群体心理在金融市场中显现，就会在金融市场暴露细微破绽时将一国经济推入无底深渊。
从“雷曼事件”到“新冠危机”的十余年间，全球经济秩序出现新变化。目前来看，全球宏观环境的变化非短暂效应，而是趋向长期演变，这对全球大类资产构成新的不确定性，非理性繁荣市场的背后很可能是潜在资产泡沫或高风险溢价的产物，2025年伊始，美汇指数和黄金价格呈震荡上涨态势，映射了地缘政治和复杂经贸关系对大类资产的影响，安全资产的短缺加剧了“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不稳定性，迫切需要重新“寻锚”。
那么，泡沫是否可控？金融监管并非万能，和平时期的放松监管及泡沫时期的紧缩政策可能催生新的泡沫，泡沫尚未全面爆发之时适度的监管是必要的，早期的加息也被证明有效，但重复小幅加息可能制造泡沫。实际利率的下降将会持续，政府债务将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去填坑。如何解决金融和技术错配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即泡沫经济一旦崩溃，会一边更换国家和地区、一边被下一个泡沫经济取代，呈现出泡沫经济不断流转的格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