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元无风险利率攀升至4.5%～5%，而制造业巨头的投资回报却难以匹配。英特尔净亏损187亿美元，净利率－35.3%，特斯拉净利率仅5.3%，与存款利率持平，波音连3年亏损。
当资本能轻松获取5%无风险收益，谁愿意承受制造业的重资产、长周期与地缘风险。
此外，美国制造业还面临人才与产业生态的断层。威斯康辛州富士康项目招不到熟练工人，最终考虑从中国引进员工，英特尔晶圆厂需从海外调派技术人员，本土具备半导体制造经验的工程师屈指可数。
与此同时，产业链碎片化更让“本地化生产”成为奢望。一台机械臂所需的精密零件，恐涉及十多个国家的供应商。
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虽让马斯克接掌政府效率部，试图打破官僚惰性，但这仅触及制度表面。美国制造业的困境根源在于整个“金融－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失衡。
报导最后说，制造业回流的失败暴露了美国“金融霸权”与“实体经济”的本质冲突。当美元锁定“消费大于生产”的全球分工，当资本追逐短期收益远胜长期投资，当产业政策遭遇官僚体系的“流程黑洞”，制造业复兴便成为一场徒劳。这不是某位总统的执政失误，而是“美国模式”的结构性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