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在很多方面特别在对待少数族裔、异教徒、弱势社群和其他国家时，美国的自由主义在应用上并非一视同仁，而是以美国或者其当权者自身利益为依归，因此呈现出虚伪、双标和冷漠的缺陷。然而，作为一种“崇高”理想，这套植根于个人主义和人文关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世界上不少人尤其那些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人有巨大的说服力。不少人也因此而对自由、平等、法治、人权、民主、包容、权力受到制约、多元化、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等价值观趋之若鹜。部分人甚至把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错误以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美国内政和外交上全面准确落实，并因此对美国产生好感与敬仰。
长期以来，美国不少学者对外宣称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唯一”或者“主流”的价值观，而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大熔炉”（melting pot）是因为所有移民美国的人，无论他们原来的价值观为何，最后都会因为服膺和接纳这套自由主义价值观而成为标准的美国人。
美国学者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于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一书在此可谓是经典之作。冷战刚结束，日裔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中更志得意满地宣扬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归宿，人类再也不可能再创造出一套更优越的理想和体制。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一段颇长时间内，美国的自由主义在全球思想领域独领风骚，美国的软实力也因此无与伦比。
然而，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价值观、地区情况差异庞大、阶级矛盾深刻，以及利益极为分歧的国家，要所有美国人都信奉同一套价值观并不现实。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外来移民人数急剧增加，美国人在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严重和激烈。文化矛盾和冲突又往往演化为政治矛盾和冲突。很多时候，美国人把文化矛盾看得比经济或阶级矛盾更重要，因此其文化身份认同比阶级身份认同更能左右其政治和社会行为，而文化差异比利益矛盾亦更难调和与妥协。以此之故，在过去半个世纪，围绕着价值观差异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美国愈演愈烈，有时甚至引发暴力冲突，因而严重甚至彻底撕裂美国的政治与社会。不少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已经爆发了愈趋残酷、杀伤力巨大和难以结束的“内战”（civil war）。
在这场文化战争中，自由主义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自由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威权主义等“逆自由主义”（illiberalism）极端思想的挑战，但直到最近十年左右，自由主义仍然勉强处于上风，因此美国人仍然可以吹嘘美国乃自由主义的国度，而且仍然理直气壮地向外推销自由主义。不过，自从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地位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但是，在特朗普的第一届任期内，由于他缺乏足够实力、人才和经验去推行他那套逆自由主义纲领，所以对自由主义的冲击不算太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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