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崛起。除了美元自身地位的相对衰退，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崛起势头正在加强。以欧元区和中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发展迅速，基于其庞大的经济规模、支付结算份额以及贸易领域的重要影响力，欧元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替代性作用日益凸显。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数据，2025年3月，欧元占比升至37.13%，人民币占比升至2.2%，分别为全球第二大和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
由于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升，美元资产的风险敞口扩大，新兴国家官方机构及企业转向非美元货币结算的趋势加快，外汇储备资产日益多元化。不完全统计，俄罗斯央行储备资产美元的占比不足10%，欧元、黄金及人民币的比重上升，印度央行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的占比从2018年的65%下降至2024年的52%。
国际体系的三类变迁
其一，美国债务体系的“无解”加剧“特里芬难题”。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财年上半年（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联邦财政赤字达1.3万亿美元，为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同期赤字纪录，仅次于2021财年上半年的1.7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的同时债务利息支出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巨额财政赤字对美元的信用及未来价值构成巨大威胁。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报告指出，关税及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削减开支的举措无法为大规模减税提供资金来源，预计美国国债的发行量将急剧增加。
2024年11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撰写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提出，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源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这导致美元长期被高估，进而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并加剧了贸易逆差，即“特里芬难题”。但该问题至今并未有解决的出路，而诉诸“对等关税”显然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加剧了“特里芬难题”，削弱美元的稳定性。世界银行研究预测，2030年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份额可能下降至50%左右。截至2024年末，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比例从高峰时的55%下降至24%。
其二，“关税战”及美国“脱钩”催生“去美元”浪潮。美国制造“脱钩断链”风险，同时推行“长臂管辖”威胁到全球金融安全，本轮史无前例的“关税战”更加快全球范围内的“去美元化”浪潮。过往案例充分揭示了美元霸权的溢出风险，比如2012年美国联合欧盟将伊朗从SWIFT系统中剔除，使得伊朗无法使用美元、欧元及其他国际货币进行跨境交易。由于新兴国家普遍面临金融制裁及次级制裁风险，“去美元化”的需求更大，表现在替代美元的本币结算规模逐渐扩大，以及更高效率、安全性更强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发展明显加快，不少国家寻求搭建独立于美元之外的国际支付结算体系，以规避美元结算系统的安全风险，以及可能遭遇的制裁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