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内社会经济环境的多元导向
政党长期执政不仅有赖于相关政治制度保障，更需要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支持。台湾地区政治变迁也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变迁。在社会文化方面，随着各种选举活动、社会运动的泛滥，岛内民众逐渐接受西方式的“民主”价值，他们不仅反对专制威权，也认同文化和价值的多元性，然而台湾的“民主”实践在政党恶斗中已经异化为价值和身份的对抗。在经济发展方面，近年来，岛内经济增长较为缓慢，岛内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不断加剧。无论是多元性、对抗性的“民主社会”，还是经济发展的衰退压力和分配不均，这些问题都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对民进党渴望的长期执政造成巨大挑战。
第一，“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排斥民进党“绿色威权”统治。在“民主与专制”二元价值对立的社会文化中，当前台湾地区的“民主”与政党长期统治的“专制”相冲突。在上个世纪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国民党的民主化改革措施和“党外运动”的刺激，促使岛内民众从臣民心态转为参与意识，幷形成积极的政治参与文化。⑨从“总统选举”到政党轮替，无不令岛内民众相信，台湾地区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然而自2016年民进党上台执政以来，从蔡英文当局到现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都是表面上打着“民主”的幌子，实际上在岛内实行威权的统治手段。民进党的“新威权主义”，已经在岛内制造了无形的“绿色恐怖”。⑩蔡当局就有针对反对者进行“查水表”，以及修订“国安法”、“反渗透法”等恶法等行径；到赖当局更是利用恶法压制岛内统一言论，直接打压迫害政治异己，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当前以“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台湾社会中，长期执政在某种意义上会被理解为威权化表现，民进党的“新威权”会如国民党的“旧威权”一般，被台湾民众推翻。
第二，蓝绿对抗的政治与碎片化的社会，破坏了民进党长期执政所需的稳定社会结构。民主社会的本质是要寻求最大多数的包容性共识，而非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和对抗。但在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过程中，对抗而非共识一直是其主流。从“本省人与外省人”省籍矛盾，到当前“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认同分歧，背后都是无法回避的“统独”立场，这些都是台湾社会分裂对抗的根源。林红指出，台湾地区存在一种理念与实践双重对抗的政治结构，在理念上，民进党用民主化遮掩统“独”为核心的议题；实践上，则是竞争性选举制度下的两党对抗。⑪在“蓝绿”阵营对抗的过程中，不仅两个阵营内部持续出现所谓的“浅蓝、深蓝”、“浅绿、深绿”的分化，而且岛内社会还不断浮现“蓝绿”之外的民意声音。从传统的“蓝绿”阵营，到当前的“蓝绿白”阵营，这种政党格局与其说是台湾社会逐渐多元化的反映，到不如说是台湾民意不断碎片化的结果。在对抗、极端和偏激的政治社会中，民进党难以获得稳定且长期的多数民意支持。
第三，经济不断衰退的压力降低了民进党执政绩效，争取民众支持缺乏牢固的经济基础。西方民主社会中，经济议题往往直接关系到选举的成败。在台湾地区，表面上选举是以经济、民生优先，但实际上是政治、安全优先。民进党蔡英文时期（2016-2023）虽然维持了年均3%的GDP增长，但台湾产业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幷没有得到缓解。台湾地区独大的ICT产业挤压了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其他产业的发展，这直接影响到其他产业的薪资增长。2023年，台湾地区每人每月实质总薪资出现了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而服务业实质总薪资则是早在2020年就开始下降。⑫可以预见，随着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其他产业的持续萎缩，台湾地区经济衰退的压力将会与日俱增。在台湾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经济发展能够被暂时置于次要地位，关键在于经济下行的压力幷未真正威胁到大多数台湾中产阶层的生存。当民进党无力应对台湾地区经济衰退时，经济最终会压倒政治，那些面临生存危机的岛内民众会选择重新换一个执政党来寻求发展经济的新机。
第四，岛内年轻世代面临“世代不平等”困境，其政治立场发生转变。在民主选举中，相比于政治倾向已经固化的中老年选民而言，年轻选民的政治立场幷不稳定。实际上，岛内年轻世代在政治倾向上是“不蓝不绿”或者说是“厌蓝厌绿”的，特别是那些刚刚获得投票权的“首投族”，⑬他们更倾向于在国民党、民进党之外寻找第三势力，希望蓝绿之外的“时代力量”和“民众党”能够改变糟糕的两党恶性竞争政局。由于在经济社会资源分配上处于劣势，岛内年轻世代更加关注他们当下的生存境况。年轻世代面临着低薪、高失业率与工作贫穷等困境，让他们对未来抱有悲观态度，他们也因此被打上“崩世代”、“厌世代”的标签。他们厌恶了岛内民进党和国民党只顾政治斗争、而忽视经济发展，对两党深感失望。所以在2024年选举中，许多年轻世代才会将选票投给主张优先发展经济的民众党。虽然柯文哲本人因被羁押，选择在2025年1月1日正式辞去民众党党主席职位，被“小草”们寄予厚望的“柯P”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但是，那些期望台湾政局改变的年轻世代幷没有消失，他们还会寻找一个新的领袖，还会再对岛内已经衰朽的权力体制发起挑战，将无能的执政当局赶下台。
四、大小两岸局势的变迁与“特朗普2.0”的挑战
台湾地区政治的特殊性在于，岛内政治发展受到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等外部因素的持续影响。随着海峡两岸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转变，“大两岸”与“小两岸”关系相互影响，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当前美国进入了“特朗普2.0”时期，中美竞争的战略相持在短期内不会结束。虽然民进党过去利用两岸紧张、中美对抗博取了部分岛内民众和美国的支持，但是如果因其“台独”挑衅行径而将两岸置于“兵凶战危”之中，将美国拖入为台湾开战的可能危机之时，民进党执政的外部支持性环境反倒可能成为制约条件。
第一，大陆坚持反“独”促统、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行动形成高压打击态势。两岸关系的紧张与否直接关系到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岛内民众对台海安全的焦虑使他们极为重视执政当局的两岸政策。当前“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已成为岛内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打着“抗中保台”，试图“倚美谋独”、“以武谋独”的行径违背了台湾民众维持两岸和平发展现状的期望。蔡英文上台后就拒绝承认“九二共识”；而赖清德上台后，更是在“5·20”就职仪式以及“双十节”前后发表挑衅言论，赤裸裸地抛出“新两国论”，造成两岸关系急剧恶化。
在当前两岸关系中，大陆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牢牢地掌握着两岸局势的主动权。面对民进党当局刻意破坏两岸和平现状，大陆积极采取反“独”促统政策，有效地打击了民进党嚣张的“台独”气焰。在经济方面，针对民进党当局单方面违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原则和精神、对大陆产品采取歧视性政策，商务部中止了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在司法方面，国家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以及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精准惩戒岛内“台独”分子；军事方面，从2022年到2024年，大陆组织多次对台军演（如“联合利剑”系列军演），开展军机绕台、军舰围台等军事行动，对岛内“台独”分子发出了最有效、也是最具威慑力的严正警告。面对民进党“谋独”、“卖台”引发的“兵凶战危”，台湾民众最终会清醒地认识到，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行为只会“害台”，只可能将台湾地区推向战争的深渊，支持“台独”政党上台无异于开启战争之门。
第二，中美具有管控竞争的战略需要，美“疑赖论”限制民进党当局突破红线。以进攻现实主义着称的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必然会产生竞争和冲突，这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但好在竞争的大国在努力避免战争。⑭当前中美竞争已经度过了初期激烈的全面对抗阶段，进入战略竞争的“相持阶段”。2022至2024年，中美元首多次会晤（巴厘岛会晤、旧金山会晤以及利马会晤），两国政府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也进行了多轮会谈，彼此就保持沟通协商、管控分歧与竞争、避免战争等达成共识。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国政府虽多次宣称美台关系“坚如磐石”（Rock solid），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种普遍的“疑赖论”。美国既想要藉助赖牵制中国，但又担心身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越过大陆红线，将美国卷入台海冲突。⑮从中美竞争的避战共识来看，美国在未来越是加剧对华竞争强度，就越会限制岛内“台独”势力的挑衅生事，避免台海局势走向失控。换言之，美国对民进党的支持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从其国家利益出发，美国幷不希望民进党执政导致“台独”势力成为不可控的危险因素。
第三，“特朗普化”的美国有可能对台海政策进行较大调整，或将削弱美对台支持。短期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其典型的商人特征和交易思维将为美国对台政策带来重大变化。相较于拜登重视台湾地区的潜在“战略价值”，特朗普更加关注台湾地区是否有利于美国的现实利益。特朗普在2024年7月的一次访谈中曾表示，台湾不仅侵占了美国芯片产业，还没有向美国支付防卫费。实际上，特朗普早在第一任期内就有一种关于台湾地位的“笔尖论”，意思是“中国大陆是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而台湾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笔尖”，⑯言外之意是台海两岸的地位实在是无法比拟的。对于特朗普而言，通过收缴“保护费”、加快台湾先进半导体制造业转移，掏空台湾经济发展潜能以帮助提振美国经济才是主要考量；当某一天，特朗普认为台湾失去了对美的价值，把台湾当作筹码同中国大陆进行“世纪大交易”也幷非不可能。⑰台湾经济发展本就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加大“抽血”力度更是让台湾经济雪上加霜，前景堪忧。长期来看，“特朗普2.0”标志着美国政治进入了相对保守倾向的新周期，⑱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崛起将削弱美对台湾当局的长期稳定支持。对于政治和安全上依附于美国的台湾当局而言，随着美国影响力的下降，不仅在国际上会面临更加孤立的局面，而且图谋“台独”的种种操作也难以获取美国的稳定支持。因此，赖清德当局在对美问题上面临的政治困境在于，一方面，他为了获取美国支持，必须主动配合至少无法抵抗特朗普盘剥台湾的政策；另一方面，这些“卖台”政策又必然使岛内民众产生“疑美论”、“恐美论”。或许民进党通过“绿色恐怖”的统治能够暂时压制岛内民众“疑美”情绪，但民众积累的不满和愤怒一旦爆发，民进党当局的威权统治将土崩瓦解。
结语
在台湾地区2024年“二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打破“政党轮替”规律再次执政，事实上幷不意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民进党竟是以远低于前两届的得票率赢得选举。民进党连续三届执政所积累和掌握的政治资源，不禁引起岛内外对其长期执政的猜想。然而，民进党长期以来忽视岛内经济民生，大搞“绿色威权”，幷且试图“倚美谋独、以武谋独”，已经严重透支了其民意基础。从岛内政治、社会环境来看，民进党谋求长期执政必然面临岛内其他政党的选举挑战和“否决型”体制的制衡。2024年选举之后，面对民进党的打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失去柯文哲的民众党势必抱团取暖。此外，对抗性社会造成的社会撕裂以及经济衰退、世代不平等造成的治理压力也不是以“谋独”优于民生的民进党所能解决的。从岛外因素看，两岸关系以及中美关系这两种关键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在两岸愈发紧张的态势中，大陆不断揭露民进党当局“独”心不改的本质，收紧了赖当局操弄两岸关系的空间，让岛内民众更清晰地认识到图谋“台独”的民进党可能带来的战争危机。在中美竞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特朗普2.0”的到来更是让民进党当局在岛内陷入美国方面的“疑赖论”和台湾民众的“疑美论”的政治困境。如果说民进党未来能否长期执政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台湾最大的确定性则在于，两岸必然统一，也必将统一。在统一的历史确定性面前，如果民进党不认清现实、不改变“台独”立场，未来不仅没有长期执政的机会，甚至会被台湾选民抛弃，因为导向统一的巨大力量一定会牵制住它。
注释：
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中，地区领导人票采用相对多数决，这里的“少数票”以及下文中的“四成得票率”都是指得票率未超过50%而胜选。
②陈先才、蔡晶：《“九合一”选后民进党派系政治最新发展》，《台湾研究集刊》2023年第1期，第73–86页。
③张慧芝、廖达琪：《2016选举透露出台湾政治新趋势》，《台湾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14页。
④林冈、周文星：《台湾地区2020年“二合一”选举结果及其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台湾研究》2020年第1期，第33–48页。
⑤温天鹏、陈星：《台湾地区中小政党发展概况及未来前景探析》，《台海研究》2022年第1期，第32–46页。
⑥王英津，《台湾地区政治体制分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第30-33页。
⑦苏起：《美中对抗下的台湾选择》，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189页。
⑧林中威：《民进党极端选举策略的新发展及其影响评估》，《台湾研究》2022年第5期，第16–28页。
⑨李振广：《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219页。
⑩王昆义：《台湾“旧威权体制”与“新威权主义”的塑造》，《中国评论》2021年第2期，第78-80页。
⑪林红：《民粹主义在台湾：对抗的政治与焦虑的社会》，《台湾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25页。
⑫童振源、王国臣：《2023台湾经济发展蓝皮书：结构分析与国际比较》，台北：酿出版，2023年，第199页。
⑬李筱哲：《台湾“首投族”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以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例》，《台湾研究》2021年第1期，第94–102页。
⑭John J. Mearsheimer, “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Foreign Aff., vol. 100(2021), PP.48-59.
⑮胡勇：《赖清德执政以来的美台关系刍议》，《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第24-39页。
⑯John Bolton,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 Simon and Schuster, 2024,p.313.
⑰锺厚涛：《安全焦虑与战略反扑: 美国大选后台湾当局对美台关系的危机防控及其影响》，《台海研究》2024年第4期，第13-23页。
⑱刁大明：《2024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美国研究》2024年第6期，第9–33,5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6月号，总第330期，P88-9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