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现代史上国家统一受霸权国遏制的案例分析
近现代史上，国家统一受霸权国遏制的案例屡见不鲜。有些国家面对霸权国的遏制往往通过灵活的外交策略，利用国际格局变动破局等情况精准把握时机，成功突破困境，达成统一；但也有部分国家未能有效规避霸权国遏制，导致统一进程受挫、国家发展陷入困境。
一些国家打破常规外交手段，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利用当时各国间的矛盾与利益关系，突破霸权国遏制，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比如，美国独立初期面临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的遏制。为此，利用欧洲列强间的矛盾，与法国签订《美法同盟条约》对抗英国。结果，法国在国际上为美国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认可，西班牙、荷兰等国也相继加入抗英阵营，为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美法同盟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正式国际同盟，这一“防御性联盟”模式为后世美国外交提供了先例。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美国奉行孤立主义，避免介入欧洲冲突，专注自身发展，在一战初期保持中立，后期则根据自身利益选择参战。这些外交策略使得美国有效突破霸权国的遏制，实现了国家独立和统一，幷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再如，德国在二战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分别受到北约与华约控制。美国视西德为欧洲安全基石，反对西德与东德快速统一；前苏联视东德为华约前沿阵地，明确禁止东欧剧变；英法等欧洲强国担忧统一后的德国主导欧陆，也持保留态度。西德总理勃兰特通过“华沙之跪”和1972年《基础条约》与东德建立特殊关系，为国家统一铺垫民意与制度基础。1989年东欧剧变后，西德总理科尔抓住苏联衰落的战略窗口，与戈尔巴乔夫谈判，以经济援助换取苏联放弃对东德控制，幷承诺统一后的德国不加入华约、不拥有核武器，消除前苏联安全顾虑。同时安抚西方盟友，向法国承诺加强欧共体一体化，向美国保证北约仍是德国安全基石，最终于1990年通过《2+4条约》，获得四大占领国对统一的正式承认。1990年10月两德正式统一，成为冷战中唯一通过非战争手段突破两大阵营遏制的案例。德国统一的外交精髓在于，利用霸权国利益变化冲突，通过“利益置换+制度绑定”实现和平统一，为分裂国家提供了时机把握与妥协艺术的参考。
一些国家善于洞察国际局势变化，藉助国际格局变动带来的有利时机，精准利用窗口期加速统一进程。譬如，越南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分裂为南北政权，美国长期扶持南越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到了197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引发国内反战浪潮，于是尼克松推行“缓和”战略，加之水门事件导致的国内政局动荡，被迫于1973年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撤军。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洞察到美国“越战越南化”政策实质是战略收缩，就秘密储备武器幷训练军队，等待美军撤离后的行动时机；1975 年春季，趁南越军队军心涣散、美国国会禁止再拨款干预之际，发动“胡志明战役”，迅速攻克西贡（今胡志明市）。在此过程中，苏联默许支持，中国保持中立，美国迫于国内舆论无法重启军事干预。越南统一后，迅速与周边国家建交，幷通过不结盟运动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北越利用美国对于冷战战略的调整以及国内政治危机的双重窗口期，在美军撤离后两年内完成统一，成为冷战期间少数通过“代理人战争收尾+军事突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成功案例。
再如，1871年德国统一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国际局势变动窗口期。19世纪中期，德意志邦联受制于奥地利，法国也视德国统一为霸权威胁，多次阻挠普奥合幷。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欧洲陷入权力真空期，英国奉行“光荣孤立”，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元气大伤，奥地利刚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败北，法国自身深陷第二帝国统治危机。俾斯麦巧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通过修改埃姆斯密电激化法德矛盾，诱使法国主动宣战。普军速胜后迫法签订《法兰克福条约》，彻底瓦解法国干预能力，幷乘战胜之势，以武力威慑整合南德诸邦，最终在凡尔赛宫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通过精准把握法国衰落与欧洲均势失衡的窗口期，以战争手段强行突破外部遏制，在列强无暇他顾时完成统一，重塑欧洲政治版图。
不过，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也有像西班牙、法国等国试图通过遏制他国统一来维护自身霸权，最终却陷入战略困境，加速了自身衰落。西班牙16世纪通过殖民扩张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却因战略失误迅速走向衰落。其衰落始于自身畸形的经济结构，过度依赖美洲白银输入，导致国内工商业严重萎缩。同时，为维持欧洲霸权，西班牙又实施一系列得不偿失的政策：在尼德兰地区实施宗教迫害和重税政策，激起持续80年的独立战争。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尼德兰的盟友）击溃，其海上霸权终结。三十年战争（1618-1648）成为压垮西班牙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被迫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荷兰独立，割让领土给法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结束后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又使西班牙丧失直布罗陀、意大利领地以及美洲贸易垄断权，曾经的世界霸主就此沦为欧洲二流国家，其大国地位彻底终结。
再如，19世纪中期，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试图通过遏制德国统一来保持其欧洲霸权。然而，法国的军事冒险和外交讹诈逐渐耗尽国家资源。尽管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削弱了俄国，但也暴露出法军装备的落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获得利益，却增加了殖民地治理成本。1859年，法国以“援助意大利统一”为由吞幷萨伏伊和尼斯；1864年，远征墨西哥，试图建立美洲势力范围，幷联合其他欧洲列强反对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统一进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因第二帝国末期政局动荡而陷入战略被动，最终战败幷割让土地，欧洲霸权地位彻底让位于德意志帝国。
历史经验表明，在战略机遇期，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是果断采取综合策略以突破霸权国的遏制。其核心策略包括：首先，利用国际冲突构建同盟关系，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与法国签订《美法同盟条约》，形成抗英统一战线；其次，进行利益置换与制度绑定，如东西德统一过程中对前苏联及西方阵营展现的精准利益交换策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再次，利用战略窗口期进行军事突破，越南统一及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就是典型例证；最后，所有案例均涉及对既有国际秩序的有限妥协以及获得安全保障。然而，历史上西班牙和法国等霸权国家，由于干预他国内政导致过度扩张与战略透支，破坏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性，最终导致两大帝国的衰败。
三、国家统一与全球治理的中国实践哲学
从历史维度看，近现代大国崛起时，都深刻认识到外部环境对统一进程的影响。因此，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营造有利于统一的外部环境，值得探讨。从哲学上看，营造外部环境应遵循哲学原则，特别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哲学。
首先，通过历史与时代的辩证思考，塑造百年变局中的国家统一逻辑。如何分析当今国际格局，二十大报告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本质上是国际体系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当今全球治理的基本矛盾是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与霸权主义、零和博弈的现实冲突。作为中国核心利益，国家统一的实现过程必然与外部环境的矛盾转化相互作用。比如，“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干涉势力相互勾结，是矛盾特殊性的表现，而中国通过全球治理推动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国际共识，则是利用维护主权的矛盾普遍性压制特殊性冲突的哲学实践。当台湾问题被置于世界百年变局中审视，如何解决成为检验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能否既维护主权，又避免重蹈西方霸权更迭的覆辙。同时，营造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是一个渐进过程。中国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合作，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再到巩固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本质上是通过多边机制构建、国际影响力提升等持续的“量变”积累，最终实现统一条件“质变”的过程。
其次，通过探究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深入理解国家统一与全球治理的互构逻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与“天下观”，构成了国家统一的哲学基础。从“大一统”历史实践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增强内部凝聚力是国家统一的关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则是内生发展逻辑的实践延伸。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重构国际秩序的话语体系，将自身发展融入人类整体进步的叙事，既能消解“中国威胁论”的认知陷阱，也可为国家统一创造“得道多助”的国际环境。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通过联合国宪章、WTO规则等国际制度，将外部干涉势力的“强权逻辑”置于“主权平等”的国际法约束下，削弱其干预能力。全球治理中贯彻的“义利兼顾”原则，如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可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积累“道义资本”，当外部势力试图“打台湾牌”时，国际社会的制衡力量会自然形成，为统一创造有利外部条件。
第三，在外部环境塑造中，以外交实践来诠释“无为无不治”的危机预防智慧以及“大者宜为下”的政治伦理。道家“无为无不治”的思想幷非消极放任，而是强调“制其机先”的战略预见性。中国通过预先构建RCEP等多边机制、提出预防性安全倡议，防范国际冲突于未然。面对台海局势，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强化一个中国原则，提前阻断外部势力干涉的合法性，幷且布局两岸融合发展制度框架，将统一进程转化为可见可感的民生红利，践行“治未乱”的东方智慧。同时，中国将“大者宜为下”的哲学思想转化为“永不称霸、谦下包容”的政治伦理。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开放型机制吸引国际合作，使小国自愿参与，以“谦下”来增强国际公信力，为解决台湾问题奠定道义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时所展现的“战略定力”，诠释了“大国者下流”的哲学。面对美国“以台制华”图谋，中国既坚持原则底线，又保持外交弹性，通过“气变对话”“禁毒合作”等领域，构建“斗而不破”的新型大国关系，用“以退为进”的历史智慧，为对台工作赢得战略主动。
第四，在统一进程中，坚持“两点论”“重点论”和“内外联动”的策略。对台工作既展现和平统一的诚意，也保留非和平手段的选项，体现和平与斗争的统一。在全球治理中，我们重视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同时关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使台湾问题的解决契合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普遍期待。两岸融合发展不仅是经济整合，也是对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测试。可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视为全球治理的“内功修炼场”，将创新模式反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治理，形成“以内促外”的良性循环。还需思考国家统一与全球治理变革的战略协同，实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三重逻辑”，即历史正义（反对殖民遗留问题）、现实理性（完善国际机制）、未来导向（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解决台湾问题的“三重维度”（历史法理、现实利益、未来认同）形成共振。当国际社会认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设性角色”时，原本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阻力便有望转化为助力，推动两岸统一进程与全球治理进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最后，汲取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智慧与实践哲学，知行合一、革故鼎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完成统一大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堪比战国时代的当今国际变局，中国遵循“知变”（认清美国霸权本质与全球治理趋势）、“应变”（灵活调整多边合作策略）、“导变”（以各类倡议引导国际议程）的实践逻辑，展现中国道路在哲学维度上的独特性，践行一个文明大国的历史进取精神。对于世界大势，中国人的判断是“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一判断源自易经哲学的现代转化。因此，将对台工作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国家统一成为文明复兴的必然组成部分，而非地缘政治博弈。中国主张“两岸同胞商量着办”，这种“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非零和博弈”的东方方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通过“一带一路”推动两岸经济融合，通过全球治理展现制度优势，通过联合国平台强化一中原则。这种“知行合一”的哲学，使全球治理成为国家统一的“实践场”，而国家统一则是全球治理成效的“试金石”。
当前，中国正面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多重考验。全球治理与国家统一的双重使命，要求中国必须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以“执两用中”的哲学智慧，在维护核心利益与推动国际合作间找到平衡点。这既是对中华文明“中庸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创新性贡献。当中国成功走出这条道路，不仅将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更将为全球治理提供崭新的“中国方案”。
注释：
①郑永年、特朗普与“自由国际秩序”的解体[J]，大湾区评论，2025年2月28日。
②“2025年对台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王沪宁出席幷讲话”[N]，新华社客户端，2025年2月26日。
③陈兆祦，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④尼尔·弗格森，《帝国：不列颠世界秩序的兴衰以及给全球权力的教训》，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⑤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玛丽·富布卢克，《剑桥德国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
⑦保罗·布什科维奇，《剑桥俄罗斯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7月号，总第331期，P26-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