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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历次定位 |
（六）2012年：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被中国学界讨论最久的一个定位。进入2010年后，美方在与中方共提“积极全面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在徐徐铺展名为“战略再平衡”的战略调整。或许正是为了化解美方新战略可能带来的风险，不使中美关系发展偏离正常轨道，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次年6月，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访美时再次呼吁中美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幷将其内涵界定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根据中方的新闻稿，“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⑨这似乎表明美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但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两党候选人都在打“中国牌”，几乎将其国内所有问题都归因于中国。中国学界在讨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时，几乎全部都在强调其必要性、可行性和重大意义。而美国学界虽然对这个概念看法各异，但整体上还是负面声音居多。随着中美关系中竞争面的日益凸显，“新型大国关系”逐渐淡出美国学界的研究视野。至于美国政界，虽然有人赞同中美确实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但始终没有接受中方所定义的内涵，甚至从来没有完整使用过这一概念。
在中国学界热烈讨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同时，美国学界和政界也在进行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对华政策辩论。到2016年大选时，这场辩论似乎已经有了结果，多数人士认为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失败的”，它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帮助中国快速崛起，反过来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美国必须改弦易辙，以强硬手段应对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挑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时期中方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奥巴马当局始终保持谨慎态度。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在多个领域相继爆发摩擦和冲突，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趋向平静。
［表1：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历次定位］
（七）2017年：大国竞争关系
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初期，中美关系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其间两国元首还实现了互访，给外界造成一种中美关系有惊无险的想象。但特朗普当局于当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无论在哪个议题上都不再视中国为朋友或伙伴，而更多地视为竞争者、对手或挑战者，在某些议题上甚至还隐晦地视中国为敌手（adversary）。这完全契合该报告对中国的整体定位：“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和“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⑩2020年5月，特朗普当局发布美国历史上首份综合性对华战略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其中指出：美国现在承认幷接受“中共一直在其内部对美中关系的界定：大国竞争”。⑪也就是说，美方把中美关系正式定位为“大国竞争关系”，幷在主观上认为这也是中方的看法。此后，中美之间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从南海到台海，竞争全面展开。虽然中方从官方到学界强调中美之间不仅有竞争也有合作，但这无法阻止双边关系的全面恶化。
2021年上任的拜登当局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国务卿布林肯在2022年5月公开发表的题为《本届行政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演讲中声称：“我们将与中国竞争，以捍卫我们的利益，推进我们对未来的愿景。”⑫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当局，幷未改变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定位，仍将其视为战略竞争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美方在强调对华竞争的同时，都承认中美仍有不得不合作的领域。比较而言，中国官方迄今仍避免使用“战略竞争关系”或“大国竞争关系”这两个术语，但学术界讨论者众，主张严厉批判和客观对待的声音幷存。
二、对中美关系历次定位的规律分析
从上述梳理可知，冷战后中美至少对双边关系做了八次定位（见表1）。单从时间上看，这些定位有先后继承的关系。但从逻辑上看，它们反映了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当然，这些定位主要由两国官方做出，只有“两国集团”定位由美方学界首倡幷引发较多讨论。笔者迄今未看到两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的其他定位。深入分析上述八次定位的过程与内涵，可以找到一些规律与特征，对于我们理解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首先，这些定位可以划分为积极定位和消极定位两大类。积极定位强调双方合作的重要性，探讨实现这些定位的可能性与实施路径，意在推动双边关系往良性方向发展。消极定位强调双边关系的竞争性质，对其发展前景持悲观或警惕心态。如上表所示，仅有的两次消极定位均由美方提出，即分别由小布什总统和特朗普当局先后提出的战略竞争关系。其他六次定位均属积极定位，其中四次由中方提出，两次由美方提出。而美方提出的这两次积极定位中，有一次仅由美方学界提出。也就是说，在六次积极定位中，只有一次是由美国官方提出的。
客观来说，由中方首先提出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幷不意味着中方掌握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主导权。恰恰相反，中方提出这些积极定位的历史背景，往往是中美关系刚刚经历重大波折，或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江泽民于1997年首倡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背景，主要就是中美刚刚经历过1996年台海危机。唐家璇于2001年首倡建设性合作关系，主要就是因为中美不久前经历过“炸馆”、撞机、美方放言“协防台湾”等事件。只有胡锦涛于2009年提出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是美国新总统就任后中美关系面临难得的良好开局而提出，可以看作是中方掌握中美关系发展主导权的一次重要尝试。
第二，所有的积极定位都是“将来时”而非“完成时”。这些定位多冠以“致力于”或“构建”等表示“尚未建成”“有待努力”之意的限定语，表达的是一种努力方向，也意味着价值上的认可。在表达这种价值认可的时候，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承认当下的中美关系幷未达到所期待的那种理想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值得双方共同追求的，至少在首倡者看来是这样。除了前述由中方首倡的积极定位大多基于中美关系刚刚经历重大波折或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的历史背景外，佐利克于2005年提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时，一个未被明言的假设就是：中方在当时未被美方认定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全球重大议题上尚未“全心全意”地与美方合作。美方提出这个倡议，旨在督促中方在美方关切的重大议题上更加积极地配合美方，使得中美关系成为两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有待完成的“理想”。至于美方学者于2008年提出的“两国集团”倡议，也是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一种理想化的定位，而非对现实的客观描述。
第三，两个消极定位明显是首倡者对当时中美关系性质的主观判断，是“现在时”而非“将来时”。2001年初刚上任的小布什总统在竞选时就认为中美关系已是战略竞争关系。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这一论断做过如下解释：“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满。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试图推动亚洲力量对比朝著于己有利的方向改变。仅此一点，就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所称的战略伙伴。”⑬2017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修正主义大国”和“战略竞争者”的定性，反映的也是特朗普当局对当时中美关系的定位。2020年5月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大国竞争关系”。这两份文件都分别从经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美竞争关系展开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对中美关系的两次消极定位都由美国官方提出，中方从未接受。但从中方学者的大量讨论来看，有不少人承认中美在诸多议题上确实存在竞争，幷担心这种竞争走向冲突。
第四，双方幷未对所有的积极定位都达成过共识。虽然有些积极定位在首倡者看来是值得追求的，但对方基于各种原因而未明确认可，有些还遭对方明确拒绝。例如，由美方个别学者提出的“两国集团”概念，本质上也是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一种设想，虽然美国官方幷未明确表态是否赞同，但中国官方明确拒绝幷给出了拒绝的理由。而对于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定位，美国学界的讨论幷不积极，参与讨论者也多持疑虑态度。美国官方实际上也是虚与委蛇，没有明确赞同。双方对某些积极定位难以达成共识，以及在另外一些积极定位上虽曾有共识但未能持久，主要原因在于双方都在很大程度上确定对方“不怀好意”：中方从未放松对美方企图搞“和平演变”的警惕，而美方也高度警惕中方在崛起后挑战美方的全球主导地位。这就注定了双方在对双边关系的定位上很难达成持久的积极共识。随着美国国内从民间到精英阶层形成高度一致的对华负面认知，以及中美之间在诸多议题上分歧的加剧，“战略竞争关系”这个消极定位很可能成为双方（尽管中国官方从未认可）最有共识、存续时间最久的双边关系定位。这无疑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三、结论与讨论
冷战后的中美双方都曾多次表达对双边关系的期待和定位。美方对中国的期待主要体现在对华接触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上。他们基于民主和平理论，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试图通过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改变中国政治结构与行为模式，使中国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中国对美方的期待，是希望美方能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包容中国的和平崛起，即使不赞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也不要阻挠中国的崛起。双方对彼此的上述期待，就反映在各自对双边关系的定位上。因此，即使对那些曾经达成共识的积极定位，也是双方基于不同的长远预期而达成的，这就决定了这类共识的暂时性与不稳定性。
有人把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双方缺乏战略互信，或者说存在战略互疑。然而，所谓“信任”是指对方的意图、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测性或确定性，其语言和行为具有一致性，而无论这种意图、行为及其后果对自己是否有利。笔者倾向于把不同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区分为积极互信和消极互信。前者是指确信对方的意图、行为及其后果对己方有利，至少无害；后者是指确信对方的意图、行为及其后果对己方不利、甚至有害。而互疑则是指对方的意图、行为及其后果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既可能于己有利也可能于己不利甚至有害。在双方笃定对方将会或已经做出不利于己的举动时，所谓的疑虑或互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以此逻辑推之，冷战后中美双方要么对对方和双边关系的定位难以达成共识，要么即使达成共识也很难持久，根本原因不在于双边缺乏战略互信，也不是因为战略互疑。事实上，双方都确信对方的意图、行为及其后果不利于、甚至有害于己方利益。中方坚信“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方坚信一个“异质”且日益强大的中国必将对美国构成挑战。过去之所以能达成共识，主要原因在于中方尚处于发展过程中，中美实力差距相对较大，“异质”的中国幷未使美国感受到即时的威胁。更重要的是，美方期待在中美接触过程中能改变中方的“体质”，使之向与美国“同质”的方向演化。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进入2010年以来，美方有越来越多人士意识到中国制度的韧性，特别是这种韧性在中国实力日益壮大的背景下对美国造成的所谓“威胁”。简言之，美方精英认为中国的“异质性崛起”对其构成威胁，这才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它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台海南海之类的地缘政治、经贸冲突等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导致中美双方很难就双边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达成持久的积极定位。未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长，中美之间的消极互信必然加剧。相应地，双方越来越有可能在双边关系上达成消极定位的共识——虽然这绝非两国人民之福，也非世界人民所盼。
注释：
①《中美联合声明（1997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ztzl/zmdh/content_624352.htm，访问时间：2025年1月18日。
②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See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访问时间：2025年1月21日。
③陶文钊着：《中美关系史（2001-20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第194页。
④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Think Ag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07, p. A17.
⑤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4 (2008), pp.57-69.
⑥牛新春：《“中美联姻”其实是一个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网站：http://chinaps.cssn.cn/rdpl_58843/201506/t20150618_2358961.shtml，访问时间：2025年1月12日。
⑦“温家宝会见奥巴马 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提法”，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11-18/1972060.shtml，访问时间：2025年4月23日。
⑧“胡锦涛首次会晤奥巴马 推动中美关系进入新航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09-04/02/content_1275293.htm，访问时间：2025年3月23日。
⑨“记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ldhd/2013-06/11/content_2424357_3.htm，访问时间：2025年4月27日。
⑩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25, 45. See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访问时间：2025年1月16日。
⑪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0), p.8. See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访问时间：2025年6月14日。
⑫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eech by 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 State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y 26, 2022. See https://au.usembassy.gov/secretary-blinken-speech-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访问时间：2025年6月14日。
⑬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 (2000), p.5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9月号，总第333期，P4-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