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冷战以后，西方从文明角度对中国一直有两个误区。一是把制度视为评判和分析一个国家的唯一标准。由于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中国是威权国家，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所以中国的迅速发展就被西方认定是威胁。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文明特性是超越制度的，是决定制度内外表现的。中国不管是实行什么制度，其文明特性和民族性决定了它的和平性质。有的国家美国和以色列虽然都是西方民主国家，但它们的行为却受到欧洲强烈反对。今天特朗普现象就在美国历史上一再出现。
二是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中国的崛起以及与西方的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在西方历史上一再出现，但中国的历史上却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中国也没有这样的地缘政治理念和文化。即使在十九世纪面对日本的崛起，中国也没有进行预防性打击。今天中国的邻国印度发展迅速，中国也没有像美国对待中国那样对印度进行遏制。2021年印度新冠疫情爆发，先向美国求助被拒绝，相反是中国第一个进行援助的。
从人类历史上看，主导西方国际政治理念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断把西方和世界推向灾难。这本是西方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但现在却又用到文明完全不同的中国身上。这岂不是要再一次把世界带入灾难中吗？
对现实中国的误读
一个国家的文明也会演变，我们仍需要现实的角度来解析。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西方同样存在严重的误读。
第一，中国是现今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因此它不仅没有意愿也没有动力去挑战这个秩序，相反还要努力捍卫这个秩序。
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此时冷战还没有结束，中国是欧美的盟友。因此中国借助这个历史机遇，积极参与到西方主导的秩序，并获得西方的技术、市场和援助。中国长达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与此密切相关。因此，尽管中国对这个秩序也有不满，也认为有改革的空间和必要，但总体上中国是支持这个秩序，也反对放弃和破坏这个秩序。这和今天的美国皆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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