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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台湾大学教师学术职业跨境流动网络图 |
2.中介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计算某一节点在其他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上的个数。中介中心度越高，表明该国家或地区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越强，凸显出重要的“桥梁”作用。中介中心度计算结果及排名如表2所示。
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说明五个国家在台湾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中扮演“桥梁”角色，对学术信息传递和关系的建立具有强影响力。其中，美国的中介中心度为192.471，成倍地高于其他国家，处于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但同时也可以看到，除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外，荷兰、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地也正逐渐吸引更多的台湾学者，成为新兴的学术职业“中转站”。
3.跨境学术流动网络的可视化图形
为形象地呈现台湾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网络的结构性特征，藉助NETDRAW模块进一步绘制海外流动网络的可视化图形（见图2），流动关系以带箭头的线段表示，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发指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表示由前者流向后者，节点的大小表示该国家或地区的中心度大小。
［图2：台湾大学教师学术职业跨境流动网络图］
三、台湾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的特征
台湾高校教师的跨境学术流动深受台湾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全球学术权力格局、地缘政治、学术网络、目的地的社会与文化及教师个人发展规划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台湾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呈现常态化和规模化趋势
有效样本中，拥有跨境学术流动经历者近半，说明跨境学术流动在台湾高校教师中已较为普遍。换言之，台湾高校教师的培养和专业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依赖于海外教育或学术经历的倾向。这是与台湾当局长期以来推动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分不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为满足台湾各行业领域飞速发展对高端人才提出的迫切需求，同时也为了藉助教育交流项目实现所谓“务实外交”的政治目的，台湾当局将师生赴境外求学、访学和交流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工作重心。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要素流动空前加速、人才竞争加剧，“国际化”成为台湾当局提升高等教育综合竞争力和对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2001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首份大学教育政策文件，提出要加强与海外重点大学的交流合作，共同培育人才、开展合作研究。2017年启动实施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更是将高校招聘“国际”研究团队和优秀人才到校任教列为重要资助项目，从而加速了台湾师生赴境外求学、交流的步伐。此外，学术网络、个人发展规划、事业拓展和能力提升等也是推动台湾高校师生进行跨境学术流动的重要因素。
（二）跨境学术流动深度嵌入全球学术体系“中心-边缘”格局
台湾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体现出以美国为绝对中心，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为次中心，其余国家和地区为边缘的“中心-边缘”格局，深刻揭示了全球学术体系的等级结构。阿特巴赫等学者认为，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中心-边缘”格局，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使求学者趋之若鹜，台湾高校教师的跨境学术流动亦不例外。以赴美求学为例，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统计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赴美国求学人数就开始逐年攀升，至90年代达到顶峰。进入21世纪后，台湾学生留美人数尽管有所降低，但“美国优先”的局面并未扭转。据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4年10年间，台湾学生赴美留学人数为111,888人，占同期境外留学人员总数的32.25%。早期赴欧美留学的学者学成返台后，成为台湾高校的资深教授或学术权威，他们更倾向于聘用有欧美教育背景的教师，从而形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自我强化”循环，而台湾本土的博士生培养体系，则面临严重的边缘化危机和生存空间挤压。
（三）地缘政治变迁对台湾高校教师的跨境学术流动影响明显
台湾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以赴欧为例，台湾高校教师在西欧和南欧的学术流动，不仅存在性别和学科差异，更反映了台湾当局与欧洲不同次区域的亲疏远近。西欧老牌国家是台湾当局最希望建立密切互动关系的对象之一，其利益互动涉及经济、军事、文教学术等领域。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台湾当局就开始加强师生赴西欧各国留学的引导。当前，加强与英、法、德等国家的教师互访、学术互动及博士生联合培养是台湾当局拓展所谓欧洲高等教育交流网络的重要内容。美国对台文教政策更是地缘政治利益的体现。数十年来，美国基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吸引了大量台湾青年学生前去求学，还通过教育合作协议、福布莱特项目等方式资助台湾高校的教授、学者、研究生或中学教师赴美国考察、进修，藉此在台湾建立强大的学术交流管道和文化影响力，培植亲美教育力量。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多极化趋势和逆全球化浪潮成为地缘政治变迁的新趋势。地缘政治的新变化一方面推动了区域性教育交流合作的发展，选择到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等文化相近、地理毗邻的国家或地区求学、交流的台湾高校师生随之上升，但也导致台湾当局加大对教师跨境学术流动、对外科研合作等的监管和限制，针对两岸之间的师生互动和学术交流更是限制重重。
（四）跨境学术流动存在“舍近求远”的非均衡性态势
在地理空间格局上，台湾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存在较为明显的非均衡性问题，集中体现在：向地理距离较远的欧美地区流动相对较多，而向地理位置毗邻的中国大陆流动相对较少，来中国大陆高校求学深造的驱动力有较大提升空间。近年来，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当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进程正持续加速。2024年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中国大陆共203所大学上榜，其中13所位列世界百强。“双一流”建设以来，越来越多高校与学科跃升世界一流。高校的科学研究水平迅速提升，已产出大量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并相继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校企合作研发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足可见中国大陆高校具备吸引台湾高校师生前来就学、就业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鉴于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背景，加上各级政府出台的吸引台湾师生前来求学就业的积极措施，皆有助于为台湾高校教师的流动营造更为便利和友善的环境，这是欧美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是，受两岸关系复杂态势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交流惯性等因素影响，台湾广大师生对于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认知还远远不足，来大陆求学、访学和交流的意愿亟待增强。
四、台湾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的影响
跨境学术流动的常态化和规模化对于扩大台湾高校教师的学术视野、深化台湾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长时间来所形成的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格局对台湾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和特色化造成潜在威胁，加剧了台湾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和固化，更对两岸共有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及高等教育融合发展带来挑战。
（一）对台湾高等教育自主性和特色化造成潜在威胁
台湾高校教师跨境学术流动的普遍性重塑了台湾高等教育的治理理念和图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作为欧美大学的核心治理理念，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随着大批从欧美国家留学或访学回台的教师和学者的到来，而作为“最佳理念”被广泛讨论和引进。在台湾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管理层与学术领导层中，如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大学校长、院系主管、学科带头人等，拥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的人员占有较高比例，他们往往将自身在海外所闻、所见、所感带入治理实践，使得诸多改革措施常常是对海外模式的移植和借鉴。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当局和高校推动的大学通识教育、系所评鉴、校长遴选、校务研究、院校退场、大学多元入学改革、人才评聘与晋升、学科建设与评价、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等均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
台湾高校教师高度依附欧美发达国家的培养体系和学术路径的惯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但也加速了台湾高等教育依附式发展的进程，使得台湾高等教育治理长期被锁定在跟跑的模式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之间形成一种不平等、从属和依赖的关系。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治理措施与台湾高等教育本土需求之间的脱节，或导致大学丧失了自主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意愿，进而对其自主性、特色化与在地化构成潜在威胁，甚至诱发台湾高等教育自我边缘化的风险。
（二）加剧台湾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和固化
教师的跨境学术流动，本意是促进知识交流和人才成长，但在特定的制度和环境下，却可能加剧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和固化。台湾学术劳动力市场呈现明显的二元分割结构，包括主要学术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学术劳动力市场⑩。前者的学术劳动力包括公立重点高校的专任教师以及私立高校的部分专任教师，其科研能力强，学术威望和社会地位高，参与科研、谘政和社会产学活动机会较多，资源支持和职业前景佳。后者的学术劳动力包括公立高校的专任教师、兼任教师以及私立普通高校的大部分专兼任教师，其学术水平一般，教学任务重，处于学术中心外围，参与科研、谘政和社会产学活动的机会较少。
跨境学术流动经历加剧了台湾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形态分化。拥有跨境学术流动经历尤其是欧美顶尖大学学历获得者更有机会流入或服务于主要学术劳动力市场，“本土博士”或“非顶尖海归”博士则只能进入一般性公立高校或私立普通高校，甚至沦为兼课教师或“流浪教师”，缺乏长期稳定的岗位和薪酬保障。抽样研究发现，台湾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的有效样本中，拥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者分别占各校样本总数的80%和71%，私立辅仁大学和慈济大学的占比则明显偏低，分别为43%和30%。同时，跨境学术流动经历也加剧了台湾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固化问题。处于次级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教师因“学术出身”的差异，海外学缘网络的缺乏，往往成为学术圈层的“外部人”，不管是身份、文化、资本或话语权更容易体现出一种疏离状态，他们要实现向“内部人”的转化或向上晋升困难重重。
（三）扩大两岸之间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差异
在全球学术体系“中心-边缘”不平等格局的主导下，教师跨境学术流动异化成为加剧台湾学术标准单一化的隐性机制，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体现出明显的“西方知识依附”现象。在台湾许多高校的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核心课程的教学内容严重依赖所谓的西方经典理论和前沿研究，全球主义对台湾高校通识课程的设置影响日深，与“全球”“国际”或区域有关的热门议题颇受台湾学术界关切。学科设置上除了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学科分类，也强调与欧美高校学科体系的互通。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学术交流、拓展学术人脉，与境外学者合作发表论文，已深深嵌入到台湾学术精英的工作日常。这一切都在无形中扩大了两岸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差异，影响了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如何以台湾在地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为资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服务两岸融合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依归，构建两岸共有的自主知识谱系，重新审视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中心-边缘”关系，是台湾所急需，也是两岸发展所急需。
五、结语
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台湾高校的师资培育与学术发展已深刻内嵌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学术“中心-边缘”格局之中。这种常态化、规模化、分级化的学术流动，在拓宽教师学术视野、促进高校对外交流的同时，也造成了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即削弱台湾本土高等教育发展的自主性，加剧台湾高校人才竞争的失范行为，扩大了两岸高等教育知识话语体系的差异。祛除“西方知识中心主义”之魅，重构中华传统文化为本根的高等教育体系，据此培育深谙传统文化精髓、又具备现代学科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高校教师队伍，方为智慧之策。
当前，台湾高等教育处于追求内涵式发展、提振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突破自身学术资源的限制，拓展更加广阔的教育发展空间。而中国大陆正加速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深化两岸高等教育融合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要求。台湾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主动融入大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共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所提供的广阔平台、丰富资源和战略机遇，实现从人才培养，学术体系到管理理念的全方位融合与创新。未来，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应勠力同心，通过密切的人才共育和学术交流，共同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为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台湾地区教育历史、现状与未来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VOA2100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李潇潇、左玥、沈文钦：《谁获得了精英大学的教职——基于北大、清华2011—2017年新任教师的履历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8期，第47-52页。
②林岱纬：《厚植博士人才策略观：“去去去，去美国；来来来，回台湾”》，《科技政策观点》，2020年第6期，第41-47页。
③刘郁升、徐健进、杨君琦等：《专业人才之培养、延揽与流动：华人地区跨国比较研究》，《资料分析》，2008年第6期，第127-148页。
④陈信宏、蔡慧美、温蓓章：《“国际”人才流动、政策趋势及台湾的海外人才对策》，《台湾经济论衡》，2007年第12期，第28-45页。
⑤陈锦丽：《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化”衡量指标建构与“国际化”策略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2009年。
⑥江敏华：《高阶人才信念判断与行为决策之心智建模研究-以台湾籍博士赴大陆高校任教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工业科技教育学系，2020年。
⑦王士肯：《博士人才的空间流动与影响因素：台湾与日本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2018年。
⑧News Startup To Standout,“Most Popular Subject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2025-03-01.https://news.startuptostandout.com/most-popular-subjects-among-international-students-in-the-u-s/.
⑨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⑩武毅英、杨冬：《学术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高校人才竞争问题审视》，《江苏高教》，2019年第11期，第32-42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11月号，总第335期，P54-6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