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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请问就目前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情势而言，台湾如果一定要选边站的话，您认为台湾应该要选择哪一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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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请问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话，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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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请问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话，您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会不会抵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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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有人认为：“行事只要遵守法律就好。”也有人认为：“做事应该要符合道德标准才行。”请问您会觉得哪个说法比较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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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大部分的人认为自由与安全都重要。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请问您会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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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大部分的人认为民主与秩序都重要。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请问您会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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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 |
(一)台湾民众的选择
本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调查中有45.6%的台湾民众表示在中美对抗下，若必须选边站会选择美国，16.9%选择中国大陆，另有37.5%选择不选边。这样的分布突显美国在台湾民意中的战略地位与价值联盟角色，亦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态度的保留与怀疑。此外，将近四成受访者拒绝选边，显示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情势中，民间存在模糊态度与价值矛盾，也呼应建构主义关注的“价值与身份的模糊张力”。
［表2：请问就目前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情势而言，台湾如果一定要选边站的话，您认为台湾应该要选择哪一边？］
如表3所示，若两岸发生战争，13.1%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抵抗，30.8%表示会跟随政府的决定，而最多人选择“什么也不会做”（37.3%），显示整体社会对战争情境仍存有模糊、保守与不确定情绪。然而也可见，至少有44%（抵抗+跟随政府）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效忠或抗敌态度。主动逃避型态（移民与投降）则不到两成，显示虽然台湾社会对战争准备仍不足，仍有一定的潜在动员能量。
［表3：请问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话，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如表4，虽有24.8%的民众明确相信“大多数台湾人一定会抵抗”，但更多人（34.4%）则认为“可能会”，而与此接近的34.2%则持“不太会”看法。整体而言，民众对台湾社会在战争情境下是否具有集体抵抗意志表现出模糊与矛盾，反映出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与战争心理准备之间的张力结构。这样的认知分布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可视为集体认同与规范尚未完全内化所导致的民意不稳定状态。
［表4：请问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话，您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会不会抵抗？］
表5显示，台湾社会整体偏向“道德优先”的行为准则偏好（64.0%），远高于仅遵守法律者（36.0%）。这项结果与建构主义理论预测相符，支持“民众在国际判断上倾向从价值与规范出发，而非单纯法理或权益考量”。此规范倾向亦在后续逻辑回归模型中显着影响选边立场，进一步验证规范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之“道德偏好→国际选择→政策形成”之机制。
［表5：有人认为：“行事只要遵守法律就好。”也有人认为：“做事应该要符合道德标准才行。”请问您会觉得哪个说法比较正确？］
根据表6，大多数民众在“自由”与“安全”二择一的情境中选择“安全”（69.3%），仅30.7%优先考虑自由。此结果说明在两岸军事情势升高与战争风险感知扩大的背景下，台湾社会倾向于优先保障生命财产与社会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三成仍坚守自由价值，显示自由理念在台湾社会仍有一定支持基础。这样的价值倾向也可作为国际立场与政策态度（如对美依赖、安全同盟）形成的规范基础之一。
［表6：大部分的人认为自由与安全都重要。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请问您会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如表7显示，当民主与秩序出现取舍时，台湾社会整体倾向呈现极度接近的对分状态（民主50.3%，秩序49.7%）。这样的结果凸显出台湾民众在制度价值观上的双重期望：一方面追求政治自由与多元参与，另一方面又渴望社会稳定与安全保障。在国际政治选边与战争风险提升的情境下，此种价值“二元拉扯”可能进一步反映在对外政策支持、国家认同建构与规范判断差异之上。
［表7：大部分的人认为民主与秩序都重要。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请问您会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表8］
(二)台湾民众在中美选边立场的个体预测因子分析模型
本研究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以“是否选择美国作为站边对象”为依变项（美国=1，中国大陆及都不选=0），建构一组包含价值偏好、威胁感知、政党倾向与社会背景等个体层次自变项的分析架构。
逻辑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台湾民众在中美选边立场上，受到多重规范与认同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倾向“道德优先”者较“守法至上”者更可能选择美国（p=.043），支持建构主义“规范偏好导向国际认同”的理论。与此一致，偏好民主者相较于偏好秩序者，其选择美国的胜算显着提高（p=.002）。
此外，政治光谱朝绿移动（p<.001）与教育程度提升（p=.018）也正向预测对美倾向。战争感知与集体抵抗信心亦为强烈预测因子，支持“规范生命周期理论”中由民间规范预期转化为政策选择的模型。性别与年龄则无显着影响。
逻辑回归模型进一步验证，受访者若在行为规范上偏好“道德优先”，其选择美国为战略伙伴的机率显着上升（p=.043），此一结果直接印证建构主义关于“内化规范引导国际认知”的预测路径。倾向“道德优先”者，选择美国的胜算为偏好“守法”者的0.729倍（p=.043），支持建构主义对“规范认同影响国际行为偏好”的论点。同样，重视“民主胜于秩序”者选美国的胜算为1.64倍（p=.002）；政党光谱每往绿营移动一阶，选美国的胜算上升48%（p<.001）。
此外，教育程度较高者亦更倾向选择美国（OR=1.145，p=.018），显示教育程度可能与自由民主价值认同有关。若受访者认为战争可能性升高或相信台湾人将积极抵抗，其选择美国的胜算也显着上升（分别为OR=1.578与2.058）。
这些结果支持建构主义的基本命题：民众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与态度，并非完全基于理性成本效益分析，而是深植于其对国际身份、规范与道德立场的内化信念。多数台湾民众将台美关系视为价值共构的友谊，而对中国大陆则投射出价值冲突与身份他者化的判断。这种规范导向的选边模式，正是建构主义的诠释力所在。
四、理论贡献与政策意涵
本研究试图透过 2025 年“雨晴民调”的全台湾样本资料，实证分析台湾民众的行为规范偏好（如对法律与道德的认知取向）如何影响其对中美关系的评价与选边倾向，进而检证建构主义理论在个体层次上的适用性与解释力，并探索民主社会中价值信念如何转译为对外政策态度与国际角色感知。
此一民意态度的形成过程，不仅展现出价值偏好对国际认知的影响力，更具体体现了 Finnemore 与 Sikkink（1998）所提出“规范生命周期理论”中的第三阶段——规范内化（norm internalization）⑱。亦即，当道德价值经由社会传播（如教育、媒体、政治语言）进入个人认知后，将不再仅为抽象信念，而成为具体影响政策偏好与对外政策选择的行为准则。
本研究证实，台湾民众对中美的选边态度，并非仅源自安全结构压力或政经依赖逻辑，而是在特定规范偏好与身份认同的内化过程中逐步建构而成。此结果强化建构主义对国际行为社会来源的核心主张，也提供一个从微观民意出发的理论实证，补足以往仅关注国家或政府层级分析的不足。进一步而言，本文有助于理解在中美剧烈竞争、台海情势紧张的时代，台湾如何透过价值认同的形成，主动建构其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自我立场与角色认同，为未来政策制定与民意沟通策略提供实质依据。
注释：
①Liff, A. P., 〈The Strategic Logic of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第44卷第1期（2021年），页27–52。Friedberg, A. L.，《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纽约：W. W. Norton & Company，2018。
②Kuik, C. C., 〈Small States and Hedging Strateg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Pacific Review》，第33卷第2期（2020年），页253–280。Storey, I.，〈China's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ian Survey》，第59卷第2期（2019年），页223–247。
③Goh, E.,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32卷第3期（2007年），页113–157。Ba, A. D.，〈Who’s Socializing Whom?〉，《The Pacific Review》，第19卷第2期（2006年），页157–179。
④Acharya, 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第2版），伦敦：Routledge，2011。Reilly, J.，《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纽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⑤⑩Yahuda, M., 〈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收录于 D. Shambaugh 主编，《China and the World》，牛津：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年，页1–17。Bush, R. C.，《Difficult Choices: Taiwan’s Quest for Security and the Good Life》，华盛顿：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6。
⑥⑬Wendt, A.,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⑦Hopf, T.,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伊萨卡：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⑧Wendt, A.,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46卷第2期（1992年），页391–425。Wendt, A.，《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⑨⑯⑱Finnemore, M.、Sikkink, 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52卷第4期（1998年），页887–917。
⑪Ba, A. D., 〈Who’s Socializing Whom?〉，《The Pacific Review》，第19卷第2期（2006年），页157–179。Kertzer, J. D.，〈Making Sense of Isolationism〉，《Security Studies》，第22卷第3期（2013年），页378–416。
⑫Acharya, 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第2版），伦敦：Routledge，2011。
⑭Ba, A. D., 〈Who’s Socializing Whom?〉，《The Pacific Review》，第19卷第2期（2006年），页157–179。Yahuda, M.，〈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收录于 D. Shambaugh 主编，《China and the World》，牛津：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年，页1–17。
⑮Ong, A.,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杜伦：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Reilly, J.，《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纽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⑰Dahl, R. A.,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纽黑文：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9月号，总第333期，P68-7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