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情绪
根据表5，政治情绪变项中的威胁-机遇感知与整体正负面情绪达显着水平。这显示，除政治认同立场与利益判断外，民众如何诠释两岸互动——是偏向机遇还是风险、情绪更正向还是负向——也会直接影响其两岸交流意向。
①威胁感知
相较于“中立”感知的参照组，将大陆发展繁荣视作台湾“机遇”者，其交流意向较高，且达边际显着（β=0.383，p<0.1），这显示，当个体更倾向用“机遇”而非“威胁”来理解两岸互动时，交流意向相对提升；若以威胁框架解读，交流意向则更容易被压低。
②整体正负面情绪
民众对大陆抱持的正负面情绪对两岸交流意向呈现显着正向关联（β=0.147，p<0.05）。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对大陆的情绪评价值每增加1分，交流意向平均提升0.147分。这一影响效应方向与情绪政治理论中的基本预期相符：较正向的情绪倾向会降低对风险与损失的主观权重，同时提高跨群体互动的可接受性与正向预期，进而拉高交流意向。这也说明，情绪倾向不仅伴随认同存在，而是能在控制其他因素后，额外解释交流意向差异的重要心理因素。
2.理性利益与两岸交流意向
综合模型显示，理性利益因素对两岸交流意向的影响体现在受访者对两岸交流具体后果的正负评价，尤其是对两岸“经贸往来”与“人员互动”宏观影响的评价。
（1）经贸往来对台湾经济的宏观影响评价
相对于“中性”参照组，当受访者认为两岸经贸往来对台湾整体经济发展“有一些负面影响”时，其交流意向显着较低（β=-0.595，p<0.1），认为“有非常负面影响”者，下降幅度更大（β=-1.766，p<0.01）。这显示，一旦经贸往来被视为会伤害台湾宏观经济发展，民众支持和参与两岸交流的意向就会明显下降。
（2）人员交流对台湾社会的宏观影响评价
同样以“中性”为参照组，认为两岸人员交流对台湾社会长远发展的影响“非常正面”者，其交流意向显着较高（β=0.674，p<0.01）；认为“有一些负面影响”者的交流意向则显着较低（β=-1.665，p<0.01）。可见，民众对两岸民间组织与人员交流的社会后果评价会直接影响其交流意向：当交流被视为能带来积极正面的社会效益时，交流意向会明显提升；但只要民众认为交流对台湾社会有负面影响，即使只是“有一些负面”，两岸交流意向就会显着降低。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会发现，不论是对经贸往来的宏观经济影响评估，还是对人员交流的社会影响评估，这种站在社会层面的“宏观损益”评估会直接拉高或压低两岸交流意向。相较之下，对家庭层面的“个人得失”评估未达显着，显示相较于个人得失，受访者更在意两岸交流对台湾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宏观损益。
3.群际接触与两岸交流意向
在同时控制人口背景、认同、利益与情绪因素后，群际接触各项指标均未达显着，显示其对两岸交流意向未呈现稳定的独立效果。
四、结论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瞭解当前台湾民众对两岸交流的看法，分析交流意向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访民众对两岸交流持积极正向的态度，交流意向均值达7.24（满分10分）。在各交流面向中，对两岸人员互动与青年赴陆发展（包括投资、工作、求学或居留）的支持度最高，经贸往来次之，两岸婚姻联结再次。综合模型进一步表明，两岸交流意向更像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受到感性的政治认同与情绪框架的牵引，也受到对交流后果理性权衡的影响。政治认同的情感线索形塑了民众理解两岸交流的基本框架：相较于其他立场，“泛蓝”认同、倾向“统一”者的交流意向较高，不认同“两岸同文同种”者显着偏低。政治情绪也是拉动交流意向的重要因素：当个体以“机遇”而非“威胁”来理解两岸互动，且对大陆整体情绪较为正向时，其交流意向较高；相对地，威胁感与负面情绪更容易压低交流意向。对交流后果的理性评估同样关键，并且民众更重视两岸交流对台湾整体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而非仅着眼于个人或家庭得失；若将经贸往来或人员交流视为不利于台湾整体发展，交流意向会显着下降，反之则上升。
“两岸一家亲”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台工作重要理念，两岸融合发展则是“两岸一家亲”理念的实践载体。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持续完善的政策制定上，更体现在两岸日益密切、富有韧性的民间往来中。本研究发现，尽管当前两岸关系严峻复杂，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期盼依旧没有改变。正因如此，近年来大陆出台系列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既是对台湾同胞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持续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的务实之举。实践充分证明，扩大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本文系23AZD075中期研究成果。
注释：
①本书编辑组：《中国共产党与祖国统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第341页。
②张冠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内涵与路径探讨》,《台湾研究》，2017年第4期，第1-8页。
③汪曙申：《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意涵与创新路径》，《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年第3期，第112-122页。
④刘国深、芮鹏：《两岸融合发展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台湾研究集刊》, 2019年第4期，第1-9页。
⑤Sears, D. O. 2001. "The Role of Affect in Symbolic Politics." in Kuklinski, J.H. et al.eds. Citize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14-4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⑥Buchanan, J. M. and Tullock,G.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⑦陈陆辉、耿曙、涂萍兰、黄冠博：《理性自利或感性认同？影响台湾民众两岸经贸立场因素的分析》，《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2期，第87-125页。
⑧陈映男、耿曙、陈陆辉：《依违于大我、小我之间：解读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交流的心理纠结》，《台湾政治学刊》，2016年第20卷第1期，第1-59页。
⑨Jackman, M. R., and Crane, M. 1986. “Favorable intergroup contact may not reduce prejudice: Inconclusive journal evidence, 1960–198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 459–478.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6年3月号，总第339期，P47-5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