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首尔3月13日电（记者 崔银珍编译）韩国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全在晟在3月10日发表于《东亚日报》的专栏中指出，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空袭虽取得战术层面的成功，但战争应如何收场的战略设计仍未显现。他认为，这一“出口战略”缺失的背后，反映出长期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政策与知识生态正在弱化。在外交政策日益政治化的背景下，美国政策共同体的作用空间不断收缩。对此，韩国也有必要在政府渠道之外拓展与美国学界和智库的政策网络，以应对分化的美国政策环境。以下为专栏全文编译：
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取得了惊人的军事成功。美国与以色列的空袭对包括持续37年铁腕统治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领导层以及主要军事设施造成沉重打击，并在短时间内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然而，战争的关键并不在于第一次空袭，而在于接下来要做什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先后提及消除核威胁、政权更替、诱导谈判等彼此之间难以形成一致性的目标，甚至让人怀疑这场战争从一开始是否存在明确的战争目的。尽管在战术层面取得成功，但战争应当在何种状态下结束的政治终局仍不可见。
这一情况从侧面说明了去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中所提出的美国大战略框架并未在实际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缺乏战略一致性的情况下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仅动摇伊朗及中东地区秩序的基础，也正在向能源供应链与全球经济秩序投下不可预测的冲击。这不仅是政策能力层面的问题，也清楚地反映出美国外交政策日益呈现出个人化与政治化的倾向。
过去，美国外交的一大优势在于其将军事力量转化为战略的深厚政策与知识生态。自20世纪初布鲁金斯学会与外交关系协会（CFR）成立以来，美国一直维持着连接学界与政府的精密政策共同体。在冷战时期，兰德公司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众多智库所积累的核战略与国际秩序论述，是界定国家利益的政策共同体的产物。通过开放式任命制度吸纳民间专业人才进入政府，以及在政权更替时往返于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机制，即政府与民间之间的人才交流体系，长期构成支撑美国外交韧性的关键支柱。两党战略家在智库这一公共讨论空间中跨党派交流，就国家利益达成知识性共识，而这些积累下来的知识与官僚体系结合后，最终转化为强大的政策执行力。
然而近年来，美国这一政策与知识生态的功能正在明显削弱。政治极化不仅分裂了智库与学界，也压缩了政策讨论的空间。政策决策越来越集中于狭窄的政治权力圈内部，智库难以充分参与政策形成过程。对政策信息的获取受到限制，规划长期替代方案的空间也随之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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