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尹锡悦决策偏好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作者：陈先才（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南强重点岗位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薛美芳（厦门）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摘要】朝鲜半岛作为海陆势力的交汇之处，具有海陆双重性特征。本研究专注于分析自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以来，其保守的战略决策偏好如何影响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演进，特别是对韩美同盟、朝鲜半岛及韩国与周边大国（中国、美国、俄罗斯）的关系。通过建立自变量（尹锡悦政府保守决策偏好）、中介变量（韩美同盟加强、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化、韩国与周边大国关系变动）到因变量（东北亚地缘安全演进趋势）的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尹锡悦决策背后的动因及对东北亚地缘结构的转型影响。
一、问题提出
从2023年末到2024年初，半岛局势骤然升温。朝鲜于2023年12月中旬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其目的在于提升国防实力以确保国家安全。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前所未有的反制措施，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前一天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求人民军队、军工、核武器和民防部门加速备战，幷提出了“将与俄罗斯加深合作以对抗美国”的战略方针。在2024年1月5日的朝韩互动中，韩方称当天上午，朝鲜在海上边界附近进行火力演习，共发射了约200枚炮弹。为此，韩方下令在靠近朝韩边界的延坪岛进行疏散。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明确表示，韩国是“主敌”，朝鲜不回避战争；1月15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过决议，废除“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民族经济合作局”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三个涉韩机构，朝韩对峙迅速升级。②本文认为，如今东北亚所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现任总统尹锡悦保守外交决策偏好否定了文在寅的“东北亚均衡外交”，重新定义了朝韩关系和韩美同盟，引发了中韩、韩日和韩俄关系的系列变动，最后作用于东北亚中美俄的外三角博弈，这一扩散效应形成了一个渐变性同心圆结构。
当下，关于东北亚地缘政治演变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传统结构层次出发，过多将国家单元个体选择归因于国际体系变化，忽视了单元主观能动性对于区域结构的反作用力，以此导致对国家认知决策不足。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沃尔夫斯（William C. Wohlforth）等学者批判结构现实主义只关注国际环境的宏理论，认为国家对外决策的外部影响和国内政治分裂开来的研究路径，是造成华尔兹新现实主义无法诠释的国际政治“黑箱”。二是研究多侧重对主流学派“国家”“权力”“系统”等概念的关注，忽视了认知学派将“人作为第一意象”的重要性，将“朝美对峙”简化为中美战略博弈的衍生物，忽略了韩国执政精英在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作用，仅为“小马拉大车”。三是目前除了美国政党具体案例等研究之外，系统地对各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分析很少。这种短板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分工而造成的“盲点”，其中后者在研究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往往更关注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因素、国际体系和国际法规等，可能会忽视或边缘化意识形态因素。前者则更专注于一国内政，包括各类政党和政府机构的运作，而未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响,尽管学者努力弥合这一差距。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以决策偏好为理论依据，搭建了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分析框架。研究暗合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内核及决策偏好影响机制下的系统效应，将尹锡悦决策偏好作为现阶段自变量，东北亚地缘政治演化作为因变量，中介变量作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传递过程，以三层互嵌的“量变”形态进而诠释“原因—过程—结果”的逻辑序列。
二、自变量：尹锡悦决策偏好的内涵表征
在决策学理论中，“偏好”是决策实体在面对众多可能时所表现出的选择倾向。“政府决策者”作为联结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中枢纽带，其选择不仅反映了国内政党对外交路径的偏好，其本质也是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③本研究框架“自变量”聚焦于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尹锡悦决策偏好的主观性。决策者偏好是个体主观的，不同阵营决策者对相同事件有着不同结果偏好。
意识形态和党派标签作为识别和解释尹锡悦政府决策的重要线索，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框定外交政策来限定外交决策过程和对外关系。根据韩国政治特点，政党判断外交的理念核心是对美、对北关系的认识态度。④进步派政府侧重南北内部和解，坚持“先南北关系，后韩美关系”，主张“和平共商、渐进性发展”；保守派政府则追求外部国际合作，强调“先美韩关系，后南北关系”，提倡韩美日三边军事联合下的对朝威慑。韩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偏好决定其对朝认知，进而演化出不同南北状态性差异，也就是文在寅、尹锡悦同金正恩互动时所呈现的时局差异。
二是尹锡悦战略决策下的风险偏好。韩国进步派和保守派政府在处理朝核危机上存有分歧，主要体现在是管理分裂国家追求和平，还是通过武力推动国家统一的分歧上。⑤进步派政府金大中、卢武铉和文在寅选择“国防自立”和“东北亚平衡者”作为处理朝核危机在内的安全问题角色概念。文在寅提倡以和平为基调，构建“南北命运共同体”，将南北合作置于国际合作之上，寻求建立更为永久和平繁荣的朝鲜半岛，体现了对风险规避的战略偏好。相较之下，尹锡悦保守派政府更偏好国际合作路径，强调与美国缔结军事联盟和外部合作来威逼朝鲜，实现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韩统朝”统一局面。因此，这种“先美韩关系，后南北关系”“先国际合作，后南北合作”“先无核化，后和平体制”的半岛政策，体现了尹锡悦对风险寻求的战略偏好。
三是尹锡悦决策偏好下的安全范式。韩国国家安全战略可分为保守派政府下的“联盟—他助—安全”路径和进步派政府下的“自主—自助—安全”路径。
进步派政府对朝政策包容体现在金大中的“和解与合作”、卢武铉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文在寅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构建”。文在寅试图推动朝美关系和解，努力在中美战略博弈下保持平衡，避免韩国卷入超出核心利益的事务范围，寻求从同盟关系中获得更多自由，相对于扩大韩美同盟机制，更倾向于尽早收回韩国自主作战指挥权，为典型“自助型”安全模式。相应地，保守政府对朝表现为政策施压，体现在李明博的“战略互惠原则”、朴槿惠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及尹锡悦的“大胆计划”。尹锡悦摈弃了文在寅时期的“安美经中”，放弃了“用中策略”，选择单方面与美日拉近关系，为典型“他助型”安全模式。
综上可知，韩国在东北亚和朝鲜半岛上的战略决策偏好可综合概括为：保守派“亲美疏朝、联日远华”，进步派“疏美亲朝、联华远日”。
三、中介变量：尹锡悦决策偏好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层次
为更清晰诠释韩国决策偏好与东北亚地缘系统相互演进的关系，现依据地缘距离可将中介变量干预层次分为：核心区、缓冲区与外缘区。以“美-朝-韩”为代表的核心区受自变量影响首当其冲；“中-俄-韩-日”构成的缓冲区位于影响传播的第二梯队；而处于外围的“中-美-俄”大国博弈则标志着影响范围的边缘圈。对此，尹锡悦决策下东北亚格局渐变态势图如下：
［图1：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一）尹锡悦决策偏好塑造新“朝—韩—美”内三角结构
韩国受左右政治谱系影响而改变对朝身份认知，进而影响到朝韩关系和韩美同盟，幷间接作用于朝美无核化谈判，从而形成了“韩—朝—美”小三边互动。其演化方式如下：
首先，尹锡悦对朝保守决策加剧半岛形势紧张。具体表现为：第一，韩国对朝身份认同“异化”。2022年韩国国防白皮书将“朝鲜政权及军队”明确定义为“敌人”，视其为“紧迫且重大威胁”。在2023年9月26日的韩国阅兵式上，尹锡悦宣称，“韩美同盟已发展成以核力量为基础的关系，美方战略武器可随时出动至朝鲜半岛”，幷警告“若朝鲜使用核武，则韩美联盟将进行压倒性反击，必导致朝鲜政权终结”，与此同时，作为朝鲜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古巴在2024年2月14日与韩国正式交换外交公函，确立了双方外交关系。这次韩古建交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在国际上的孤立，其立足之地越来越小。⑥。第二，朝鲜反击力度再强化。面对韩美同盟威胁和战略压缩，金正恩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宣布了2023年核力量及国防发展改革战略，核心目标为“大规模生产战术核武器”及“指数级扩大核弹头储备”。与此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发表报告称“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反朝活动已达到‘史无前例’，正使半岛局势濒临更难以预测的危险状态”，幷强调“需重新确定对北南关系及统一政策立场”。金正恩表示，朝韩关系“已不再是‘同族关系’，而是完全之‘敌对关系’”，未来将加快打造压倒性战争应对能力，以做好万全军事准备。⑦朝鲜半岛重新倒回2017年的“火与怒”。
其次，朝韩对立聚拢韩美军事同盟合作。在韩美对朝“共敌效应”催化下，韩美粘合程度不断增加，这体现在两大层次：一是“振兴”与美国双边关系。尹锡悦通过恢复韩美同盟正常化合作，扩展其国际作用，增强韩美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经济和技术联盟。2022年5月21日，尹锡悦与拜登在首尔会晤时，重申了韩美联盟向全球全面战略联盟转变。2023年4月26日，韩美发表《华盛顿宣言》，就成立韩美核磋商小组（NCG）、韩美日三边演习正规化、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重返半岛和升级对韩“延伸威慑”进行磋商。同年8月，美日韩三方首脑在戴维营首次召开会议，共同发表三份“成果文件”，幷覆盖了在军事、经贸、技术供应链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二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多方借力”。尹锡悦把韩国外交扩展到朝鲜半岛地区以外，通过与其他民主国家纵深合作，将其塑造成一个“全球关键国家”。为此幷考虑分阶段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 4）、五眼情报联盟（FVEY）、北约合作网络防御中心（CCDCOE）、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跨太平洋安全合作伙伴协议（CPTTP）等多边框架。
最后，韩朝恶性循环促使朝美敌对僵化。尹锡悦不复扮演朝美之间对话桥梁，反向借力加大遏制朝鲜步伐。表现如下：
第一，朝美矛盾因韩美联合军演升级。尹锡悦通过扩大与美国的模拟演习来增强双方战备状态，亦成为对朝展示威慑意志的方式，韩朝紧张连动朝美敌对态势升级。2024年3月4日至14日，韩美重启代号为“自由之盾”年度演习，该演习是继《板门店宣言》效力部分中止后的首次举行，规模之大为五年之最，实战演习场次高达48场，为去年的两倍。针对这一军演，朝鲜国防部发出强烈谴责，幷认为美国正在进一步升级对其主权国家的军事威胁，警告立即停止加剧挑衅与造成不稳定的行动，任何行动都可能触发朝鲜半岛的核战争导火索。⑧可见，美韩军演和核导实验之间的刺激与反刺激，使朝美和朝韩之间形成了“以强对强”和“针锋相对”的三角恶性循环。
第二，尹锡悦对朝敌视导致朝美接触无果。2023年12月30日，金正恩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将“始终坚持与美国和敌人进行强对强、硬碰硬的斗争方针，实行高压、进攻性的超强硬政策”，这一决定似乎是根据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瞄准战略时机进行“核谈判”。⑨而美国近期也表达出就无核化进行讨论的意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在3月4日发言中明确了这一立场，美国准备与朝鲜商讨无核化的“中间阶段措施”（Interim steps），在全面达成无核化过程中，为核冻结或核削减提供相应的制裁放宽，这是拜登执政以来美国高级官员首次公开表达此类措施的可能性。⑩但尹锡悦在朝美和谈中的斡旋角色缺失，导致朝美之间很难单线联络，朝韩关系僵化也间接关闭了朝美无核化谈判的大门。
（二）尹锡悦决策偏好塑造新“中—俄—日”三角结构
在尹锡悦决策转向下，韩国显然疏远中俄，转而与美日缔结更为紧密的“军事联盟”。韩美同盟强化溢出效应正推动美日韩形成更为坚固的“亚太小北约”，无疑将削弱中俄在东北亚的战略平衡，逆转韩中、韩俄关系，幷激化俄朝、朝中、中俄三角关系动态，极有可能复活冷战时代南北三角的对峙结构。⑪其进程演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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