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说明，所谓和平制度化，首先体现在建立稳定的两岸对话机制，包括执政官方之间的互动，也包括政党之间的沟通，不能仅限于单一管道。其次，在安全层面，应推动军事互信机制，透过资讯透明与沟通，降低误判与冲突风险。第三，则是从人民与产业需求出发，推动各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使两岸关系朝向正常化、全面化与合理化发展。
朱新民指出，这样的制度化思维，与过去单纯以口号式和平主张有所不同，也与绿营认为和平是来自大陆的让步或施予的观点有所区隔。和平需要透过制度安排与长期努力累积，才可能稳定存在。
在整体情势判断上，朱新民表示，当前台海局势已被国际普遍视为高风险区域，如何处理两岸关系，已成为迫切课题。在此背景下，郑丽文以和平为主轴访陆，而习近平在互动过程中采取相对柔性、低调的表述方式，未强调“一国两制”或谈统一，转而以文化、民族与“一家人”的语言作为沟通基础。
他认为，这样的互动，形成一种以和平对话为核心的契机，为两岸提供一条透过交流、协商解决分歧的可能路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因为条件难得，一旦错失或遭扭曲，后果将更加严重。
朱新民强调，如果这次释出的和平讯号，在后续被误导，甚至在选举结果中被解读为不被支持，则可能被视为“和平路线的失败”。在此情况下，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出现重大变数，和平解决分歧的空间将被压缩，对抗甚至冲突的风险则相对升高。
朱新民特别提到，目前大陆内部确实存在较强烈的“武统”声音与氛围，但在决策层面，仍由习近平主导以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多次强调以对话与交流解决分歧，并以文化与历史连结作为论述基础，显示仍保留和平处理的政策空间。
朱新民说，若在此情况下，台湾方面仍无法回应或承接这样的讯号，将使和平途径逐渐失去现实基础，未来两岸关系走向对抗的风险将显着提高。
谈及对国民党的影响，朱新民指出，最大转变在于郑丽文公开讲“我是中国人”、理直气壮谈“九二共识”，但国民党不能只有主张，必须把逻辑与架构说清楚。所以既然提到了“和平制度化”，就应该进一步提出“和平路径图”，主动出击，让两岸关系重新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把握住这可能不再回头的和平机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