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以及10月安倍首相回访中国，为改善中日关系又加注了新的动力。两国领导人在会见中均表达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愿望和共识，双方还签署了包括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等在内的诸多协议，这些成果为今后的中日关系做出重要而积极的积累。
首先，中日应该以战略互惠关系的视野，提升战略信任，有效管控分歧和摩擦。陈士良说，以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与10月安倍首相访华为标志，中日关系改善的战略高度空前提升。2018年6月中日正式启动东海海空联络机制，则是双边战略信任的又一重要举措。
第二，中日关系改善是在特朗普强行“美国优先”冲击下提速的，但改善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并持续扩大的内生性合作需求。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不能寄托在外因上，应深入挖掘合作的内生性需求， 实现关系的自律性增长。
第三，中日应积极推动两国关于地区秩序、合作构想的协调与利益点。陈士良认为，安倍内阁急于在2019年6月G20峰会前，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有所作为、创建业绩。我们注意到，日本携美推行之“印太战略”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存在诸多重大差异出发点，但在实施地域、推广领域以及合作内涵等方面存在重叠，而且，日本政府不久前匆忙把“印太战略”为“印太构想”，并竭力强调其开放性与经济属性，就是日本东亚外交调整的重大信号。虽然看不到美国政府的态度，但日本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政策立场确实在进行调整，这就为中日战略对话创造出重要契机。
三，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陈士良强调，相互依存的中日经济联系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正面效应非常明显，是“压舱石和推进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华提供经济援助。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与发展给世界包括日本都带来新的发展与合作机遇。
但他坦陈，日本对中国崛起有着很复杂、很扭曲的心态。如果日本能够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机遇，也能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中日在环境保护、老年养护、精准医疗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只要双方增加政治互信，积极改善关系，经济合作领域可能会先行，甚至创造出新高度。
陈士良指出，中日共同把握横亘在两国之间的不确定因素，强化民间交往，改善民意基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日双方应加强在企业界、智库、文教媒体以及青少年等领域的人文交流，增加民间互信，为两国相向而行的战略互信打下民意基础，正面牢固的民意基础是中日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最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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