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财务与国家利益的考量。王信文指出,美方从对华晶片出口的管理中获得直接或间接收益,包括对出口销售的“抽成”,这在短期内能为美国带来外汇与税收,减缓企业因禁运所遭受的营收冲击;同时对辉达自身来说,放弃中国带来的毛利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现实,辉达最近一季、去年整体营收表现也显示其资料中心晶片需求仍高,但区域风险正在形成变数。
第三,是竞争与“以市占压制自主研发”的策略。王信文说明,若辉达能以较低世代但仍远优于其他厂商现行产品的晶片长期供货中国大陆,中国厂商对研发更高阶晶片的急迫性与市场需求可能被弱化;换言之,把较好的商业方案卖进去,反而能拖慢对手的自主追赶的步伐。这也解释了为何辉达愿意设计专供版本,并且在规格、世代上作所谓的“降阶处理”。
王信文提到,辉达为了继续布局中国市场,正在专门研发代号B30A的新晶片,就是不希望上述情境发生。科技封锁往往反过来刺激被封锁方的自主创新。过去一段时间里,像华为、中芯在部分领域确实取得进展,中国在资金、人才与市场规模上的优势,足以支撑一条非单一路径的技术演进。换言之,封锁是风险也是诱因,国际供应链与专利墙会促中国寻找替代路径或“绕路”技术。
综上所述,王信文认为,辉达的每一步商业策略,既是企业求利的表现,也是全球科技供应链、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博弈的缩影。并能间接见证中国AI技术的进步与追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