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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常设机构负责人集体合影（中评社 资料照） |
刘灯钟进一步提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上合组织已具备“量”与“质”两项优势，一方面覆盖面广，涵盖人口与领土比重不小，另一方面其成员经济总量与贸易互动逐年上升，使得该组织在全球治理话语中越来越有份量。根据公开数据，上合成员体系在名义GDP与购买力平价（PPP）上的比重，已属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体集合，峰会的联合声明，甚至可视为“多数国家的共识或普世价值”的雏形。
此外，刘灯钟认为，今年上合峰会特别强化在历史记忆与战争谴责方面的表述，天津宣言将“铭记历史、反对歪曲二战真相、谴责纳粹主义开脱”等内容纳入共同声明，这类语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突显成员国在某些道德叙事上的一致性。
他说，特别是印度总理莫迪睽违7年再次访问中国参与上合会议，这是中印关系转圜的讯号，同时也是美国印太战略松动的观察指标，虽然莫迪并未参加紧接而来的九三阅兵，此举当然是印度本身的战略考量，可是当印度愿意缓和与中国紧张关系，并且在贸易与经济增加区域互动，其意义仍具备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在谈到九三阅兵及其更广泛的政治效应时，刘灯钟表示，阅兵不仅是军事实力的展示，更是一种外交与话语权的舞台，本次阅兵有俄、朝等领袖出席，凸显中国希望在国际上呈现“多边支持”的政治场景；同时这种以“大国群像”示人的策略，易引发美国及其盟友的警觉，因为它暗示一套既有实力又能形成协作的替代性国际网络。阅兵与峰会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前后呼应，使中国在短时间内把治理倡议、经济倡议与军事存在一起呈现，这对国际关系的再平衡，有立竿见影的象征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