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国际能源署（IEA）与产业资料显示，中国在2024年间的太阳能与风电新增装机为“巨量级”，并且在整体清洁能源投资上已每年以数千亿美元计量，这种产业与资本的厚度，让中国不只是承诺减排的国家，更成为廉价技术、零组件与大型基建输出的来源，进而能以“技术与经济可行性”来支撑其在国际话语中的领导主张。
宋兴洲说，美国则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曾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虽在拜登政府于2021年重新加入，但在2025年新一轮的行政动作再次启动了退出程序与一系列联邦层级的政策回撤，这不仅是政策方向的反覆，更产生制度可信度的成本，当一国政府被视为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国际承诺时，其他国家在多边谈判中对其领导力与长期资金承诺（例如绿色基金、技术转移机制）的信任会降低，进而让美国在设定全球规则、筹措集体资源与调动盟友时遇到障碍。
从战略层面观察，宋兴洲表示，中国在绿色技术，尤其是新能源车与电池、太阳能与风电设备上的大规模供给，使其在对外气候外交中拥有“开关”式的影响力，中方以低成本的技术与融资方案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能迅速换取地缘政治层面的亲和力与制度话语的认同；而美国若在联邦层级放弃或淡化其多边承诺，虽然私部门与州政府仍可在技术标准与创新上保有影响力，但在全球范围内塑型共同规则时，缺乏稳定的外交背书会削弱其议价力与同盟动员能力。
因此，宋兴洲说，可预见在未来若中方持续兑现其技术供给与投资承诺、同时在国际场合提出可操作的治理方案，中国在“塑造规则与标准”上的相对话语权会显着上升；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则会在气候治理领域出现凹陷，除非其政策快速恢复稳定且重新承诺长期多边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