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地区层面，在区域合作，区域治理，甚至地区矛盾解决方式上，亚洲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杨伯江举例说：“我一个切身的经历，在2005年，我去美国的布鲁金斯进修，在此期间，美国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日关系非常紧张。结果我到华盛顿DC之后，被众多美国同行都询问同一个问题，中日是否会爆发海上战争，如果爆发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烈度爆发。坦率地说，小泉首相在任五年多，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作为中国人，中国学者我们是感到非常愤怒的。但是武力解决问题从来不是中国的想法。所以，在去华盛顿进修的那一年时间里，我就非常深切地感觉到，中美之间、中西之间的文化不同，有我们解决问题，管理分歧的方式，这恐怕会成为亚洲方式。”
杨伯江认为，亚洲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否定二元论”，所谓二元论就是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世界只分为两种。杨伯江说，在亚洲看来，在黑白两端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中间的空间可以转寰，可以回旋。所以，80多年亚洲社会实践需要理论升华，就像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亚洲能思考》的书中提到的“亚洲能思考吗？”确实我们到了理论升华的时期。
第三，如何有可靠持久的亚洲世纪。杨伯江认为，亚洲既不像美国那样一美独大，而不是国家之间更均衡，而是更复杂。过去两千年来说至少经历了华夷秩序，列强入侵，美苏冷战，在政治经济二元化混同发展的时期，这些都对现在的世界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亚洲世纪能否真正到来或到来了能否持续地存在下去，它取决于亚洲内部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杨伯江认为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千方百计拓展深化区域内经济合作。目前在亚洲存在各种各样的合作框架，包括RCEP、CPTPP等都有它的优长和合作之处。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的相互捆绑，相互融合，进而对极端方式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形成巨大的，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因为你的利“抵押”在对方那里，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合作的价值不在于经济合作本身，而在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所以，经济合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商业利益。
其次，积极探索以亚洲方式推进区域治理。我们知道，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尝试，在亚洲所谓“东盟模式”明显有别于欧洲的欧盟模式，比如它的推进方式是更为温和渐进的，重要决策基本是主权国家层面，而不是地区机构层面做出的，这比较符合亚洲的现实和文化。所以，亚洲的区域合作应当从人性出发，摒弃工具理想主义，推进治理导向而且不是权力导向的区域合作，特别是治理合作。比如三年的新冠疫情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同样还有区域、次区域的环境生态合作，比如中日韩政治上存在着种种问题与矛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日韩三国地缘相近，处在同一个环境生态系统当中，所以，存在着合作的必要，也存在着合作的基础。
再次，加强战略安全对话。亚洲在战后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地区的政治安全架构，这是有历史背景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冷战已经打响了，所以，新中国从诞生时开始，就面对的就是一个冷战的外部环境，形成统一的地区政治安全框架不具备时代的条件。包括今年2022年是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但50年来，地区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美国在本地区内的盟国，不在仅仅是和以美国为主要经贸合作对象，也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国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主要经贸合作伙伴，这是一点中大的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亚洲地区政治安全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实际存在着三大战略力量，也就是美国同盟体系、上合组织以及东盟。主要国家之间，比如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趋势在上升。所以，我们在推动经济合作的同时，应该着力推动战略安全对话，补上这样的短板。
杨伯江表示，总之，亚洲地区应该着力避免两种趋势，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平行化，这个平行化是1953年斯大林提出的概念，二是政治安全上的阵营化，长远来看，亚洲应当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肩负起文明的责任，为世界和平繁荣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
